秦国相邦范雎和荀子的会晤，当在秦昭王会见荀子之前。
此时的范雎作为秦王的最重要的辅臣和宠臣，是秦国政坛上呼风唤雨的风云人物，依据秦国接待六国宾客的惯例推测，想必也是他引荐了荀子和秦昭王的见面。
范雎和荀子一样来自东方，不是土生土长的秦人；不同的是，范雎入秦和会见秦昭王，要比荀子麻烦得多。想当年，在魏国九死一生的范雎，得贵人相助“偷渡”到秦国，尽管有大臣引荐，仍然在一年之后才和昭王相见。当然，荀子不是当年的范雎，他的学术声名要响亮得多；再说此时秦国政坛已非昔比，太后一党擅权的问题已彻底解决，昭王在范雎的谋划下，正厉兵秣马，重新调整秦国的战略。情势变化之时，有东方大儒首次登门拜访，对秦国对秦王而言，都是一件有面子的事。
《荀子》中记载了两位重要人物的谈话片断——
秦王问，儒者对国家没有什么好处吧？
荀子说，儒者，是“法先王，隆礼义”的人，是使臣子谨慎守职而极其敬重君主的人。君主如用之，那么他们会认真做事；如果不用，他们就加入百姓行列老实做人；无论如何，他们都“必为顺下”，属于顺民。
秦王又问，儒者作君主如何？
荀子说，那就更好了，儒者当了君主，影响广大。无论是在朝上、官府还是民间，礼节、准则都能推行，好人好事等美德在社会就会蔚然成风。“四海之内若一家”，凡是交通能到达的地方，没有谁不服从君王。
秦昭王很受用，夸赞讲得好。
被秦昭王称赞的这段对话，却并不为后人看好。首先昭王的问话不礼貌，当着大儒的面讥讽儒者没什么用，这份轻视，不说孟子，就是孔子也会给予反击。荀子则不然，他还在解释，甚至于还在讨好，竟然说出一定“必为顺下”这种没有“气节”的话。从中也能看到山地气质与河流气质“知识分子”处事方式的差异，荀子能够承受委曲以求变通，希望通过自己的苦口婆心，唤起当政者对隆礼的觉醒。
可惜，荀子说教没能打动不可一世的秦昭王。
秦昭王非同一般诸侯，在秦帝国争霸天下的征途中，他是叱咤风云的关键人物。作为秦国在位年代最长的君主，他公开对“王”的称谓表示不屑，并有过自称“西帝”的短暂经历。虽然，在东方合纵势力的讨伐下，他被迫取消帝号；但是，通过这一标志性的事件，他把壮志未酬的遗憾和一个未圆的帝业梦想，传给了后代，尤其是他的曾孙——秦始皇。
对于一个急于建功立业的大国之君来说，秦昭王此时并不需要治国的政治理念，而是需要立竿见影的争霸策略。仅就此而论，在秦王的心目中，一代大儒荀子的作用，远远不及亡命之徒范睢。
范雎是一位落难的士子，荀子是一位失意的士林领袖，究其身份的实质，并无太多的不同。但是从与昭王见面的目的上看，二人却是大相径庭。
荀子关注的是大方向，即秦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哪种道路对整个社会有好处；范雎主要是出计谋，比如提出“远交近攻”方略，以便秦国各个击破，他关心的是秦国如何持续向外兼并发展的问题。这么说仍然还是问题的表面，背后的原因，是二人角色定位不同，范雎抱定死心塌地的决心，为秦国国家利益服务，从而实现自己的功业；而荀子，是为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鼓与呼。
定位关乎成败。从传播效果上说，荀子要说的很可能是昭王不感兴趣的话题，而范雎的言谈总能切中昭王的要害——因为，昭王只关心“怎么做”的问题，至于“做什么”对他来说不是问题，更不需要老师来教导。
荀子和范雎都可以归属于河流气质的士人，相比荀子的“上游型”特征，范雎大体属于“下流型”一类。他没有道德堤岸约束，任由自己向低处横流，以至于后来因妒忌秦国名将白起的军功，借秦昭王之命迫使白起自杀。
深切的“V”字型河床，两岸高高的峭壁，河流的上游命运，决定了荀子人生轨迹在秦国失意地拐了一个弯。一个伟人离开了一个正在开创伟业的帝国，能够给出的解释大约是“道不同”，那么荀子的道又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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