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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行渐远

无论是爱是恨，无论引发怎样的雄心抑或是心如止水，在荀子的一生尤其是不惑之年以后，稷下，都是他人生的重要节点，是他人生河流复杂迂回的一处精神支点。

在和稷下学宫，和齐国王室或冷或热交往的距离中，荀子一次次开始了他的游学和访问。他的这一阶段履痕，其实饱含着一位思想家从事政治活动的辛酸。

如果以稷下为始发站，就能发现荀子至少两次的重要出行，分别是北方的燕国和西方的秦国，最后一站是春申君发来邀请的楚国。即便是在兰陵当上县令之后，他还被迫回到赵国，当然他的终点站最终还是选择了楚国兰陵。

齐国——楚国——齐国——秦国——赵国——齐国——楚国——赵国——楚国，由于历史记载的局限，上述线路很可能是荀子中晚年的学术与政治活动的略图。很多人都能发现，齐国稷下和楚国兰陵是考察荀子的两个重要坐标。一个凄婉的事实是，几乎无一例外，荀子的每一次出行，都和谗言中伤形成的恶劣气氛联系在一起。换言之，荀子的每一次旅行，都是对是非之地的逃避，其中，会不会也有对目的地怀揣希望和幻想呢？

不妨来看他的秦国之行。

荀子入秦的时间当不超过公元前266年以前，即在秦昭王执政、范雎为相的时期，是时商鞅变法的政策已持续到第四代。因变法逐渐强大的秦国，此时足以傲视群雄。而在东方六国的眼里，处于西方偏远之地的秦国，完全是不讲文明的暴发户——但在让人看不起的同时，谁也不敢小视其军事实力。

既鄙视又不得不重视，六国的矛盾心理是否充分地投射在荀子的身上，不得而知。荀子是一个伟人，但不是神明，他或多或少会被主流舆论影响；如若带着预谋的批判心态走进秦国，而所见所闻，一定会让荀子感到颠覆性的反差。

果不其然，通过在秦国的参观访问和实地考察，荀子看到了一个“古代阳光照耀的秦国”——

从老百姓来看，习俗文明，民风朴素无华；

从官吏来看，谦恭节俭，爱岗敬业；

观察国都的士大夫阶层，廉洁奉公，不拉帮结派；

再看朝廷中枢，从容决定处理政务，几可称得上无为而治……

这是怎样一个安定和谐的社会，难怪荀子一唱三叹：秦国四世成就卓然，可不是侥幸所至，那是有其必然因素的，故有“非幸也，数也”之叹；秦国政坛的风气效率，差不多达到最高境界了，即所谓“治之至也”。

参观活动得出如此之好的印象，恐怕连荀子本人都大吃一惊。相对当时东方六国或后人对秦国的恶评，荀子的肯定在历史语境的格格不入中，显现了一个唯物论者的原则和气度。

但是，入秦之初的良好评介，不过是来自走马观花的泛泛而谈；对于秦国政治的归宿和路径选择，荀子的内心仍然有隐忧，需要从秦国君王得到更深入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