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稷下现象

荀子参与政治活动的第一站是齐国。为什么会是齐国，里面有说头。

齐国的第一代领导人，是知名度甚高的传奇人物姜子牙，是为“齐太公”，民间称作“姜太公”。姜太公和周王室的关系非同一般，可调度的资源丰富，拥有名正言顺的征伐权，加上对内的国策一直奏效，所以齐国在强国的道路上一度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就在诸侯间纷争不休之际，各国的内部势力也在不断变化之中，新兴的世家大族已经有了叫板国君的能力。如中原地区发生韩、赵、魏“三家分晋”的政变一样，齐国也上演了“田氏代齐”的篡权事件——“田氏”的新桃转眼间替代了“姜氏”的旧符。奇怪的是，对于这种“大逆不道”的行为，一直鲜见责难之声。究其原因，固然和田氏家族代表新兴势力有关，更重要的是，田齐树立了让天下士子称道的文化形象——他们创造出一个被称作为“百家争鸣”的文化狂欢盛典。

进入战国时期，齐国一度是真正的东方大国。之所以用“真正的”特别强调，是为了突出它的不同寻常。它不仅是军事大国，也是政治经济大国，更是文化大国。鲁国可以称作是礼仪之邦，但还不能把它命名为文化大国。作为各路学术流派共同的文化圣地，几百年间，唯有齐国的稷下学宫当仁不让。

“稷下学宫”位于齐国都城临淄稷门附近，因处稷下而得名。当时的临淄堪称天下第一都会，人口众多，共有七万人家，商贾如云，店铺林立。卓有远见的齐国国君，并不满足于临淄工商都会的盛况，他们以新的制度设计，迎来了绵延百余年的文化盛世。

从齐桓公创建学宫，到齐威王、齐宣王不断解放思想，扩大规模，几代国君通过持续和更加开明的文化政策，吸引了大量人才。因为齐国国力的逐渐强盛，更因为齐国国君的开明大度，所以齐国能够以制度化的安排，和“知识分子”形成了良性互动的关系。一是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齐国以优厚的礼仪和待遇优待著名学者，封给上大夫的爵位，领取俸禄；二是任其不在实职而议论国是，这种不治而议的思路，不以治国的功利实务干扰思想学术自由，使议政、制礼、议学活动空前兴盛和活跃。

齐国广招稷下先生以及稷下学士，本意大约是建立一个常设的“参谋部”和“智囊团”，为王室决策提供咨询服务。实际效果却是，学宫以讲演主席，放百家之言，道、儒、法、名、兵、农、阴阳等天下各家学派，都能畅所欲言，在互相争辩、诘难的同时，学派之间相互又有融合；加之天下学者如孟子、淳于髡、邹衍、田骈、慎到、接予、季真、环渊、彭蒙、宋钘、尹文、田巴、兒说、鲁仲连、邹爽、荀子等等，都曾荟萃学宫，大放言论——百年盛景，终成就“百家争鸣”的耀眼奇观。

尽管，在后人乃至今人看来，稷下学宫最有名的当是孟子和荀子两人；尽管，荀子在齐曾三为学宫“祭酒”，长期担任学术“掌门人”的角色，但是荀子的学宫时期或者说齐襄王的稷下时期，稷下学宫已经无法和威、宣二王的鼎盛时代相提并论。

从荀子三为学宫祭酒看，它是一段既令人鼓舞又意味深长的史实。在感慨人才备受重视和瞩目的前提之下，一些未解的疑问，或可能够帮助我们深入稷下现象的兴衰。

学宫祭酒是什么，属于尊号还是学术职务？是临时主持还是有任职期限，它来自组织任命还是自由推举？“三为祭酒”一说，是指三次，还是泛指多次？如果像大多学者认为的那样，祭酒是学宫的学术领袖，那么同一个人担任一职达三次之多，除了证明此人德高望重之外，是不是也说明无人与其分庭抗礼？如此说来，百家争鸣岂不是成为了一花独放？

更进一步，是否可以这么理解，三为学宫祭酒的荀子，他的稷下学林末代领袖身份，恰恰成为“百家争鸣”终结的形象注脚。

当然，无论荀子的注脚如何，“百家争鸣”在战国末年的终结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在礼待的前提下，作为“知识分子”聚集放言并能和君主友好相处的“稷下现象”，对这个话题的议论和更深层次的探究，从来都没有结束。

解读成因复杂的“稷下现象”，本身就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这里，我们可以通过几个关键词，进行一般性地理解和讨论。

1.身份

稷下先生之于一国之君，到底是什么关系？

这是一个可多选的选择题：A、师；B、友；C、臣

很多人选择了A和B作为答案，也就是说，在稷下君主待知识界领袖以师友之礼。这个答案，对知识界来说称得上鼓舞人心。

2.职责

稷下先生或学士，从事什么工作？

这个问题的答案基本一致，源于汉代古籍中的三句老话，一是“不任职而论国事”，二是“不治而议论”，三是“无官守，无言责”。三句话补充重叠，把意思表达得很清楚了：议政不参政，痛快淋漓地发表意见！

尽管有少数先生或办办外交或参与政策讨论，但都是临时客串性质，属于潇洒走一回，谈不上负担更无需担责。

3.待遇

稷下学者待遇如何？

一言以蔽之，优厚。大体是通过齐王面试的办法，按学术水平和声望高低，确定不同的待遇。首先是政治上给地位，授“上大夫”、“列大夫”爵位，然后名正言顺地配备经济报酬。迎来送往之时，没准还能得到一笔额外的礼金。

不用看君主脸色，有地位，受尊重，不差钱，不担责，说说辩辩有礼品——综上所述，齐国实施的人才引进战略，其条件十分诱人，怪不得千百年来为知识分子所津津乐道。

稷下学宫难道真是“知识分子”的乌托邦，是“士志于道”的理想国？

背 影

第一个不以为然的就是当事人孟子。

稷下学宫最为繁盛时期，孟子分别在齐威王、齐宣王执政时期两次来到齐国。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会过此间的学者，但没有证据证明他曾列于稷下之门。有孟子表白为证，一无官职，二无进言之责，我的行动难道不很自由吗？

孟子不是一个呼唤绝对自由的隐士，更不是无政府主义者。因为向往既有君臣之义，又有师友之谊的君臣关系，所以他可能对稷下先生身份角色产生质疑。有“议论”之名，无臣下之“义”，又怎么能靠食禄关系，来实现师友之“德”呢？孟子，作为山地气质中“孤峰独立型”的“知识分子”，他不会因为待遇的优厚而失去对名份与职责的固守，他宁可不做“稷下先生”，也不愿“舍身”为人云亦云的文化盛景装饰门面。

在士阶层风起云涌的初兴时期，也是在帝国霸业未竟之时，在经济发展相对发达和文化风气相对开放的齐国，我们不排除曾经出现过士人的“天堂”和“伊甸园”，但它注定不会逃脱昙花一现的命运。试想，一个礼崩乐坏的兼并时代，一个弑君篡位的王室，一个靠武力和食禄维系文化盛况的国家，礼遇“知识分子”，它不惜工本的目的何在？其制度靠谁传递？“知识分子”又在其中承担哪些责任和义务？

所有制度化保障的追问，最终只能落到一个脆弱的话题上：天下士人的狂欢，必须倚靠国君的开明大度才能得以实现——这是狂欢背后的真实，也是早期知识界群体的宿命。

果然，到了“好大喜功”的齐湣王时期，稷下学宫一度大到千人规模，终因齐王的骄纵而败落。最直接的原因，应当是由于燕国军队长驱直入、大破临淄所致。等到齐襄王重整山河，再兴学宫之际，齐国的大国地位早已江河日下。纵观学林，老的老，去的去，学宫虽“二度梅开”，但全无暗香浮动，即使荀子再有号召力，也无法重新复原出一个新的百家争鸣来。

荀子是一个可以变通的人，但不意味他会放弃原则。如前所述，他是河流气质“上游型”知识分子的代表，他有直面现实平野的信念与能量，同时又能够用礼的陡峭堤岸约束自己，规范自己作为儒学正宗传人的行为。少年时学宫游学的经历，三为祭酒的尊崇待遇，并没有让他获取参与政治活动的快感，甚至在其著作《荀子》中，都看不到他对稷下学宫的记录。是什么原因，会使他不去或不愿盛赞这一后人大书特书的盛况？他的不以为然，难道因为他不断受到谗言的冷箭而对齐国政坛心灰意冷，或是和齐王室最终的不欢而散？

从孟子到荀子，从他们背离稷下而去的身影里，我们或可对稷下现象多一份务实的认知，对中国早期士人第一次以“议政”主题，规模化、组织化参与政治活动的狂欢神话，多一份理智和冷静的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