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已经是严重虚夸的1958年的数字和大大高估的1959年的数字基础上，当时提出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意见书》，只能勾画出一个完全脱离实际的计划。
这个“二五”计划意见书中提出：“基本目标是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前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为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经济、技术、文化的高度发展，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条件。”
“二五”计划意见书认为：“经过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努力，我们将建成社会主义，并且为第三个和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准备物质的和思想的某些条件。”
按照这个设想，是企图争取在10年至15年内开始过渡到共产主义，也就是想用10年左右时间，在钢铁等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美国。
提出这种“超英赶美”的要求，必然给自己加上了一种压力。于是构想出一种便于很快向全民所有制和共产主义过渡的组织形式。人民公社的建立，既是搞“大跃进”的需要，又是急于早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需要，还是想超过美国的需要。
实事求是讲，当时中央和地方各级领导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热情都是很高的，愿望也是非常好的。可惜的是，当时的努力却严重脱离了实际，结果是欲速则不达。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的地点北戴河，会议未结束时便已经掀起了人民公社化热潮。1958年8月25日，北戴河海滨人民公社成立，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身份带全家人社，并送给公社一台无线电收音机，作为人社股份基金。
接着，9月22日，刘少奇又参加了北戴河附近的河北抚宁县东风人民公社，作为名誉社员，并赠东风人民公社16毫米电影机1部。
在北戴河会议精神的推动下，全国范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也迅速推向高潮，只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基本实现公社化。
人民公社的特点，被称为“一大二公”。所谓“大”，就是规模大，即实行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
所谓“公”，就是公有化程度高，在许多方面消灭私有制，其主要表现是：将几十上百个经济条件、贫富水平不同的合作社合并后，一切财产上缴公社，多者不退，少者不补。在全社范围内统一核算、统一分配，实行部分的供给制。同时，社员的自留地、家畜、果树等也都被收归社有。这种措施实行后，原先比较贫困的农民兴高采烈，稍富裕一些的农民则惊恐不安，纷纷杀猪砍树，免得让自己辛辛苦苦养的牲畜和其他东西白白充公。
“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不仅是一个经济组织，也是毛泽东寻求的彻底解放农民，把农民变成共产主义新人的途径。1958年8月30日，也就是北戴河会议结束的那一天，毛泽东对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作了这样的解释：大，就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公，就是社会主义的合作多，把资本主义的残余逐步去掉，如自留地、私养牲畜取消，搞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实行工资制度，搞农业工厂，破除了资产阶级法权制度。
这一愿望确实是美好的，实施起来却只能引起部分人短期的狂热。长远看来，不仅不能解放农民，反而造成了破坏生产力和滋长干部特殊性的大灾难。
按照科学社会主义的定义，实现共产主义的前提应是物质极大丰富。在物质极度贫乏的情况下，硬性把大家的东西拿到一起共享，不仅造成贫困的普遍化，而且必然使有权者掌握控制少量物质产品，在平均主义的基础上必然形成领导者按等级分配，同时利用职权谋取特权的现象会大量滋长。如此下来，在农村不仅不能培养出一代“共产主义新人”，反而严重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
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另一个典型的现象是大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这种不切实际的提高公有化程度的做法，实际上是对农民利益的损害，不仅造成农民的不满，而且成为酿成后来大饥荒的主要原因。
更有甚者，有些地区为了表现积极，竟然打散农民的家庭，重新编组农民，以实现徐水县提出的口号——“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家庭被拆散后，生产中实行“大兵团作战”，自然更要吃公共食堂。
在办公共食堂时，农民的锅碗瓢盆乃至桌椅板凳大都充公（铁锅除食堂所用外大都被砸碎炼铁），家存的粮食也被收走。加上多数食堂管理缺乏计划，开始在高指标的虚夸中还提倡“敞开肚皮吃饭”，粮食浪费严重。1958年农业生产虽然获得了丰收，但是建立公社后农产品很快就被消耗空了，以至不久以后社员的基本生活都无法保障。
到1959年春夏，多数地区便出现了粮荒，公共食堂的“大锅饭”供应不上，农民只好改喝“大锅粥”，不少人出现浮肿乃至死亡。当彭德怀等人在庐山会议上大力批评公共食堂时，毛泽东还认为这是社会主义的阵地不能放弃，一直坚持到1961年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