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由于不制止这种浮夸风，吹牛放卫星的现象就更快地在各地蔓延，简直成了一场全国范围的吹牛比赛。
更令人叹息的是，8月27日，《人民日报》竟然用通栏标题宣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个“大跃进”中冒出来的典型的口号，成了那种浮夸之风兴起时提出假指标、假产量的最好注脚。
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一起于1958年高举起来之后，毛泽东又提出了“破除资产阶级法权”问题，成为当时提出破除等级制，主张平均主义的一种理论根据。
毛泽东的这一观点，其实是一贯的。他对解放后学习苏联实行工资制、军衔制表示不满，认为是向资产阶级让步，而十分怀念战争年代那种“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认为那样才能保持一种革命激情。1958年夏天提倡搞“人民公社”，正是要以此作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试验。如果在农村成功，肯定要推广到城市，并实行于军队。
1958年夏天，毛泽东最早提出“资产阶级法权”这一问题后，当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柯庆施，马上把这一见解转告给了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张春桥。这个一向鼓吹极“左”并擅长跟风的张春桥，几天内便按自己的理解写出了《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登载于上海《解放》半月刊第6期。看到此文，毛泽东很赞赏，指示由《人民日报》转载，并代写编者按说：“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说，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但他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引人注意。”
毛泽东称赞张春桥论述的“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论点，是当时“左”倾思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毛泽东本人当时设想的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一思想对促成“大跃进”和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错误起了加剧的作用。到了1960年代和1970年代前期，这一思想又成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搞“反修防修”，以造就一个“纯粹”和“公平”、“平等”的社会主义的重要理论支柱。
5北戴河会议作出决议，全国迅速“人民公社化”
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到达天津视察，这次除看了工厂和农田外，还参观了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他出来时，正值吃午饭时间，一行人来到长春道的正阳春饭馆。
毛泽东到这个饭馆时，本来也作了安排，不会有外人进来，附近都布了哨。可是毛泽东憋得慌，到窗口望了一眼街景。就这一眼，被对面楼上一位晒衣服的妇女发现了。那妇女惊喜地叫喊：“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万岁！”刹那间，人群从四面八方潮水一般涌来。万岁声一阵高似一阵。
此时，沸腾的人群包围了正阳春饭馆。附近路口全堵满了人，造成交通瘫痪，连交通警察也跟着挤，想看一眼毛泽东。面对这一情景，毛泽东还想“到群众中去”，并在窗前向外面挥手，结果使得外面的人欢呼声一阵高过一阵，更不愿散去。
其实在这种场合，走到“群众中”又有什么用呢？当时的毛泽东，再不可能像在江西兴国那样同农民促膝谈心，也无法像在陕北那样捏着粪肥推着碾子与老乡聊家常，调查研究社会实际。
在狂热人群的包围下，毛泽东被困在正阳春饭馆里。解放军警备区用一个排的兵力，硬是把一辆“华沙”小轿车推进人群，挤到饭馆门口。一群剽悍精壮的战士好不容易将毛泽东保护上了汽车。“华沙”轿车的车身小，毛泽东平时坐不进去，那天却被战士们硬塞了进去。接着，仍然由这批解放军战士在前面开路，后面推车，终于冲出包围圈。事后收场，饭馆门口的鞋帽、钢笔和手表收了7筐半。
毛泽东从天津来到北戴河，便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于8月17日至30日举行的扩大会议。
会议期间，毛泽东用很多时间考虑了炮击金门问题，特别是8月23日前的两天里日夜思考。不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问题，还是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的中心议题。在十几天里，尽管毛泽东的主要心思不在此，会议还是讨论通过了关于计划和体制方面的8个文件，农村方面9个文件，财贸方面10个文件，教育方面1个文件，其他方面9个文件。
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匆匆通过这么多文件，而且涉及的都是全新的没有经验的内容，最高领导人的心思又不集中，考虑之不成熟可想而知。然而，这次会议研究的问题和下发的决议，却关系到国家发展的全局。这次会议对实际生活中已经严重危害国民经济发展的浮夸和混乱现象，不仅没有作任何努力来加以纠正，反而正式加以支持。
在当时的气氛下，一些领导人也受社会上狂热浪潮的影响，有不同意见的领导人则感到无法提出，于是在没有反对的情况下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