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7月，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再也无法完全粉饰为光明。中央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出现了分歧意见。6月底，毛泽东由韶山上庐山，7月2日，开始主持召开形势座谈会，会上，两种意见争论很激烈。结果归纳为三句话：形势大好，前途光明，问题不少。
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庐山会议，原来的议题也是想纠“左”。他开始在发言中严厉批评了一些头脑发热，喜欢放大炮，放“卫星”的领导。有些批评话讲得相当重。但是从个人感情上讲，毛泽东仍然是亲近保护这些领导人的。他曾对反对公共食堂的朱德说：“大食堂不可不散，不可全散。你说食堂不好，总司令啊，在食堂问题上我们略有分歧。”
在会议期间，当党内不少人对“大跃进”意见纷纷，特别是彭德怀上书认为“大跃进”是“有失有得”（注意：“失”是放在前面的），并用了“升虚火”、“发高烧”这样尖锐的语句后，庐山会议马上转为批判彭德怀的“右倾”，本来的纠“左”又变成了反“右”。
已经“左”到了极为严重的程度，还要反“右”，并要在1960年发动新“跃进”，这又必然重复1958年的错误。
庐山会议之后，全党发起了反“右倾”，试图通过政治运动的方式，提高所谓觉悟，再促进一个建设高潮。然而，无情的历史证明，当时搞的政治挂帅，阶级斗争，可以让人三缄其口，可以打倒一些人，但是却并不能使人们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大大提高，也不能使那些空想的方案变为现实。
对“大跃进”和大办人民公社时的弄虚作假之风，在1962年1月间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曾痛心地说：“我身为党的副主席、国家主席，想了解真实情况还这么难！”
那两年有一种反常现象，说真话的受压制打击，说假话的反被提拔重用。
在这次大会上，周恩来也指出“大跃进”时期的一个问题是：“当时提拔了一批光会刮风、拍马、吹牛的‘风马牛干部’。”
正是由于这些“风马牛干部”串通一气，层层说假话，导致中央了解真实情况都很难，毛泽东也难作出正确决策。当全国性的大饥馑蔓延后，他自己也痛感这一问题严重，便号召将1961年办成“调查研究年”。同年3月，中共中央在广州会议上发出号召，所有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要亲自作调查研究，最好回原籍，从自己乡亲、亲戚那里获得真实民情，或者到自己过去蹲过点、比较熟悉的地方，直接向百姓询问。
调查研究到了不能再相信各级报告，而要中央委员们回“原籍”向“乡亲、亲戚”询问“真实民情”的程度，由此可见欺上瞒下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
作为一代伟人，毛泽东有过他辉煌壮丽的时代，也走过让人扼腕叹息的路途。无论成功还是失败，对于现代的中国人来说，都是一笔宝贵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