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食堂的实行过程，回顾起来确实令人痛心疾首，所造成的灾难那一代人皆知。不过在实行之初，食堂还是得到少数农民（主要是那些原先家境很差者或单身汉）的拥护和不少领导的吹嘘，并说这是节省劳力、柴草和解放家庭妇女的根本途径。对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毛泽东也不是没有怀疑过。他的卫士长李银桥曾回忆说，毛泽东到武汉视察时，又有首长提出大办食堂如何如何好。毛泽东听后，说：“你们写写材料，写成材料我看看。”于是，那位首长马上吩咐湖北省委一位副秘书长写了材料。毛泽东看后，批了，发下去了。同时，河南省委书记也提出几个大办：大办钢铁、大办农业、大办公路交通事业、大办食堂。
毛泽东当着李银桥的面亲口讲过：“××，×××，他们送的材料积极。只有彭德怀尽给我送消极材料，批给我看的尽是消极材料。”
由于喜欢看那些“积极”的材料，而不喜欢看彭德怀送的“消极”材料，大办公共食堂便得到认可。
当然，对大办食堂的问题，毛泽东内心深处不无担忧。9月8日最高国务会议结束，他稍作休息，马上又驱车南下，又一次到了河南，专列停在省会郑州市。
停车后，毛泽东向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叶子龙吩咐：“把你们下放的人找回来，我要听听他们的看法和意见。”
“大跃进”开始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同中央各部及各省市自治区一样，下放大批干部到基层，组成工作团，协助基层组织搞好“大跃进”。警卫局和机要室的下放干部为一个分团，驻在河南荥阳。
叶子龙受命之后，立刻调一列客车向荥阳驶去。当时在工作团下放时，曾向毛泽东发表过意见的胡秀云这样回忆说：
……坐车来到一列专列上，进了高级软包车厢，十几个人就脏兮兮地找沙发椅子坐下了。
工夫不大，毛泽东、谭震林、廖鲁言，还有农村工作部的王部长在一大群秘书及工作人员的簇拥下进来了。
真巧，毛泽东就在我身边坐下来。
先是我们带队的头儿作汇报，谈河南的“大跃进”和组织人民公社的情况。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昊芝圃也在座，他大概听着挺高兴。
我们头儿当然主要是讲成绩了。毛泽东听完像是不放心，环顾左右问：“有什么问题没有？”
大家你看我，我看你，说不出什么问题。
可是，毛泽东的目光已经盯住我：“你说，小胡，有什么问题啊？”
我说：“反正妇女挺高兴的。原来围绕锅台转，现在吃食堂，解放了。”
“你是不是吹牛呢？”毛泽东认真地望着我。
我愣住了。这话要是别人说，还不成了右倾机会主义？
“我想听你们谈谈有什么问题？”毛泽东一直追着问有什么问题。我心里是有问题的，就是不理解为什么成天吃白薯面。
不过，我讲出来的是另一个问题：“我就是纳闷，怎么晚上还说亩产400斤，到早晨就成1000斤了？基层干部一个跟着一个吹。”
毛泽东犀利的目光落到吴芝圃身上，吴芝圃的嘴角抽了抽，有些尴尬。毛泽东旋即又将目光扫向谭震林。后来据卫士长讲，毛泽东批过谭震林，说他是“谭大炮”。说不要老是放卫星，没有那么多卫星，要慎重。
我这也算放了一炮吧，使场面有些尴尬。幸好有人送来了烤面包，是白面和玉米面混合起来烤制的。河南的同志说这是公社大食堂做的，社员们就吃这个。
毛泽东尝了尝，说味道还不错。
我心里还直埋怨河南省委怎么把我们安排到了那么一个穷社，一次烤面包也没吃过，成天就是白薯面…
这个“吃面包”的事件，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也回忆过：
1958年毛泽东视察各地，来到河南时请一些同志来开调查会。毛泽东反复问：“大食堂究竟怎么样？好还是不好？你们要说实话。我希望你们讲真话。”
大家异口同声说好。……毛泽东将面包掰开分给大家吃。我也分到一块。那面包确实不错，毛泽东吃着也很满意：“嗯，要是全国的农民都能吃到这种面包，大食堂还是可以的。”
毛泽东仍然不放心，他也想搞“突然袭击”，看看实情。记得有次专列正在急驰，他突然指着远处一个村子，吩咐我：“通知停车。我要到那个村子里去看看。我要讨一碗红烧肉吃，看能不能讨到？”我立刻去打电话。先打给上级有关部门，然后再去。等毛泽东来到那个村子，不要说讨一碗红烧肉，就是讨一只烤小猪也早准备好了。
在河南视察时，毛泽东吃了白面和玉米面混合烤制的面包，显然比1957年卫士带回来的窝头强多了，于是很高兴。其实，这又是河南省某些领导虚夸成绩的一个花招，当时全省老百姓哪里会有这种面包吃？
由于毛泽东一时听信了这种吹嘘之言，亲口尝了被欺蒙的面包，公共食堂便被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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