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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夏天，中国多数地区的气候格外炎热。国内的政治经济气氛，也到了空前的热度，按彭德怀后来在庐山会议上的形容，简直到了“升虚火、发高烧”的程度。8月中旬，毛泽东从河南视察完毕后，来到北戴河。毛泽东在北戴河游泳不算多，工作却格外忙碌，除了思考炮击金门，便是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这年的北戴河会议所通过的决议，使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一时插遍全国。当时毛泽东等人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探索和开辟一条到达共产主义的康庄大道。人们沉浸在对共产主义美好前景的憧憬之中：“总路线是灯塔，共产主义开了花，水利化、工业化、机械化、电气化……麦克风前来讲话。”

如此描绘的前景不可谓不美好，但是，当时人们并没有能开辟一条到达理想社会的现实道路，这次北戴河会议的探索被历史证明是一场悲剧，留下的种种教训值得长久记取……

1解放后建设成就促成了头脑发烧，北戴河决议并非偶然

据当时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

1957年底到1958年初，连续有人汇报农村某些地区出现的“两极分化”和贫富差距加大的情况。每次听过汇报，毛泽东脸色都显得阴沉，久久思考着不作一语。

大约是1957年12月，卫士马维同志回家，带回一个窝头，又黑又硬，掺杂大量粗糙的糠皮。马维说：“乡亲们就是吃这个东西，我讲的是实话。”

毛泽东的眉毛一下子拧紧，耸高，他的震动显而易见。接过窝头时，我看到他的手有些抖。他很费劲才掰开那窝头，将一块放入口中，才嚼了几口，眼圈就红了，泪水一下子充满眼眶……

“吃，你们都吃，都要吃一吃。”毛泽东一边流泪一边分窝头，分给我们这些身边的工作人员。我接过一块窝头时，那窝头已经沾了毛泽东的眼泪。他哭得很厉害，说话声音很大，又常常哽塞，断续道：“吃啊，这是农民的口粮，是种粮的人，吃的口粮……”

毛泽东没有吃午饭，也没有吃晚饭。他的“午饭”是在夜里，“晚饭”是在早晨。他应该睡觉了，我帮他按摩时，他带着久久思考后仍然困惑的表情对我讲话，又像是对另一个并不存在的人讲话：“我们是社会主义么，我们的农民不该还吃窝头么！不应该么……”过了很久，他又说，“要想个办法，必须想个办法，怎么样才能加速实现社会主义？”

其实，自解放以来，毛泽东就一直在苦思冥想，如何能使农民尽快富裕起来，但是他此时身处高墙之内，听到的报告有很多并非实际情况，而是他主观上想听的话，由此作出的决策，有许多便严重脱离了实际……

在中国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又是土地问题。

自1949年全国解放后，全国农村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便完成了土地改革运动，翻身农民按平均的原则分得了土地。不过无法避免的一个问题很快便产生了，单干的小农无法抵御天灾和疾病，以及劳力上的差异，很快便会发生贫富分化。毛泽东竭力想防止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他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便是引导农民走合作化，以求得共同富裕。

于是，1951年农村开始了互助组，1953年开始建立初期合作社1955年便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完成了农业合作化运动。自1956年起，—些合作社又合并为大社，即高级合作社。毛泽东对此非常欣赏，因为这符合他的理想。

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得相当顺利，经济发展速度之快为历史上所未有，毛泽东还感到不满足，这集中反映在1957年9月至10月举行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这次全会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毛泽东对1956年的“反冒进”提出了批评。

在1956年内，经济建设在取得很大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过快的冒进现象。经刘少奇同意，周恩来与陈云主持了“反冒进”的工作，在11月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制定出1957年经济建设“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以及积极而又稳妥可靠的发展计划。对于1957年的经济计划，毛泽东当时是同意和接受了的。

不久，由于国内出现“反右”斗争，加上1957年的经济建设很有成绩，毛泽东又对1956年的“反冒进”表示不满，党内在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上发生了分歧。

在1957年党内整风中，一些民主人士对1956年冒进引起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上的紧张局面颇多批评，其中最尖锐者如张奚若、陈铭枢，批评毛泽东和共产党“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当时，中央认为，这是错误言论和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攻，因而对社会上批评冒进的言论进行了反驳。1957年6月26日，在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批驳了“1956年全面冒进了”的观点，也表示不同意“1957年又全面冒退了”的说法。他在肯定1956年的成绩时，使用了1956年“采取了跃进的步骤”、“有了一个跃进的发展”的说法，这是“跃进”一词的最初使用。对此，毛泽东深为赞赏，说应该颁发奖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