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1958年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出现的“三面红旗”中的第一面红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就在这次会议的热潮中腾腾升起。“总路线”把速度当作“灵魂”，一味求快便不可避免：
钢铁产量，是当时毛泽东最关心的一个问题。1957年全国钢产量是535万吨，原定1958年的产量是600万吨，这已是当时国内所具备的生产设备所能达到的最高限度。但经过八大二次会议，冶金工业部于6月中旬提出了一个新指标，把1958年的钢产量定为820万吨。
这个指标，已经超出了正常的能力，然而在极度热情的驱动下，这一指标仍不能被接受。6月19日，毛泽东对当时负责经济工作的薄一波说：“干脆一点儿吧，翻一番，何必拖拖拉拉呢？搞1070万吨。”
这要比1957年的产量翻一番。然而国内的冶金设备并没有多少增长，想达到这一点，只有搞土法炼钢，结果造成了大浪费、大破坏。
毛泽东提出抓农业问题，马上有人响应。不过半个月，7月间农业部汇总各省上报的粮食估计产量，竟达1万亿斤以上。中共中央感到其中有很大水分，压去1/3，宣布估计全年产量将达到6000亿斤至7000亿斤，仍然极大地超出后来核实为4000亿斤的实际一这给中共中央的8月北戴河会议提供了极不真实的数据，使会议的讨论和决策建立在高度虚夸的基础之上。
3尽快使国家富强的方式脱离7实际色彩
郭沫若称赞毛泽东“是最伟大的一位浪漫主义者”。
1957年，苏联在世界上第一个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被人们称为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标志。当时中国也提出要“放卫星”。由于国内宇航事业刚刚起步，连导弹都没有，不可能发射真正的卫星，有人便说，中国是农业大国，科技卫星上不了天，农业“卫星”可以先上天么？
于是，舆论部门在1958年内便放出了一系列吹牛虚夸的宣传“卫星”。
早在1958年1月3日，汕头就报出晚稻亩产3千斤的消息。2月23日贵州金沙报出3025斤的消息：人夏以后，出现了竞相“放卫星”的浮夸风。6月8日，报出河南遂平县卫星农业社5亩小麦亩产2105斤的纪录。随后，各地竞相报告出一批亩产小麦“卫星”。
在“大跃进”的号角声中，一份《就实论虚》的报告送到了中共中央：报告来自山西洪赵县委。报告的是农业社社员们的话：
我们可以改良小麦的习性，比如使它和谷子嫁接，让每个麦穗有8寸到1尺长，每穗结籽500粒，每亩如果是250万株，还可以产到89000斤。再如果把小麦改良成一株多穗，或麦粒像石榴籽那样大，产量就无法计量……
把小麦改良成一株多穗，想让麦粒像石榴籽那样大，这是一种美好的愿望。然而，就像郭沫若称赞毛泽东一样，洪赵县委的同志们称赞这些农业社的社员们说：“充满了革命的浪漫主义精神的农民，有了这种海阔天空的想象，现加上冲天的干劲，这些理想是可以变成现实的。”
海阔天空的想象，再加上冲天的干劲，就等于现实，这真是一种奇特而根本不成立的逻辑。然而，当时中央却对这个报告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还转发各地。同时，中央在转发报告时又指出：“山西省洪赵县委关于《就实论虚》的报告很好，特转发各地参考，希望运用这一方法总结各项作物的经验。原报告可以在报上发表。”
称赞弄虚作假的结果，只能造成粮食产量上弄虚作假的浮夸风到处泛滥。
从1958年人夏开始，农业首先出现了“大跃进”的“奇迹”。小麦、水稻、棉花、花生的“高产卫星”，用《人民日报》上的话来讲，一个个“腾空而起”了。
6月9日，湖北襄阳，大面积亩产1500斤至2000斤；
6月11日，河北省魏县宣布亩产2394斤；
湖北省谷城县乐民社宣布：亩产小麦2357斤。
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放出新卫星：亩产小麦3530斤。
湖北省与河南省摽上劲一般，马上又有星光社宣布“创造”了亩产4353斤的新纪录。河南省不甘落后，20天后即7月12日郑重宣布，西平县和平社小麦亩产已达7320斤
这些吹牛已经严重脱离了实际，可是到8月以后的虚夸数字又几倍、几十倍于此！
当时下面乱报，上面乱信。下面的乱报在很大程度上又是“上有所好”所造成。
以这些虚报虚估数字为基础，中央部门的统计也严重失实。7月23日，农业部发表夏收粮食公报，说夏粮比上年增产413亿斤，增长69%。7月28日，农业部估计，早稻总产量比上年增加400亿斤，翻一番，达到800亿斤左右。8月22日，安徽省第一个宣布自己是早稻平均亩产千斤的省；9月13日，河南省宣布自己是第二个千斤省；10月20日，四川省也宣布是千斤省。
这时的报纸宣传，把敢想、敢说、敢干搞到荒谬的程度，把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搞到可以胡思乱想，把科学也破除的程度。如此大规模、大范围的虚夸风，对外损害了中国一贯说话算话和求实的声誉；对内搞乱了国民经济统计，搅乱了人们的头脑，并对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产生了严重误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