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噢？”毛泽东放慢脚步，琢磨着，“大、跃、进？”
“对，《人民日报》已经登了。”
“我还没看到么。”毛泽东回头望一眼紧随其后的卫士长，“银桥，你把报纸找来给我。”他又望着身边的这位负责人，满意地说：“这个提法很好。”
李银桥不知道是哪天的《人民日报》登了“大跃进”，最后还是这位中央负责人找来了这张报纸，指给毛泽东看。
毛泽东看得很仔细，思索片刻，吮了吮下唇：“嗯，这个提法很好。”说罢，从桌案上抓起铅笔，抓笔的手在报纸上方停顿了几秒钟。
眨眼间，报纸旁留下四个后来震动全国，也令全世界为之一惊的大字：“提法很好。”
后来，毛泽东对“大跃进”一词还这样评价说：这是个伟大的发明，这个口号剥夺了“反冒进”的口号。他在对社论的批语中写道：“建议把这一号博士头衔赠给发明‘大跃进’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1958年1月31日，毛泽东把他在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上提出的一些思想和会议讨论的结果，汇总写成《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其中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思想观点，例如，提出要把工作的重点转到技术革命上去等。同时也表现出急于求成的思想，例如要求“苦战3年，争取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基本改观”。在草案中，还特别提出了“不断革命”的观点和要求，影响很大。
提出“技术革命”，这是一个很好的提法，然而同时提出“不断革命”的思想，却是1950年代中期以后毛泽东逐渐发生求急求快“左”倾错误的一个重要思想线索。
当时，中共河南省委传达和学习了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后，又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向中央报告说：“主席不断萆命的指示，给我们以敢于理想、敢于向前看的无限勇气，从理论上、思想上解决了能不能跃进、敢不敢跃进的问题，打破了庸俗的‘平衡论’，粉碎了‘反冒进’（就是反跃进）的观点，以最锋利的马克思主义武器把我们武装起来，乘风破浪，跃进再跃进。”
河南带头，其他一些省市接着响应，可以说，“不断革命”论是搞“大跃进”的思想武器，是犯“左”倾错误的一个重要的思想认识根源。而且，根据“不断革命”这一理论，经毛泽东提出，报纸宣传了所谓破“消极平衡”论，立“积极平衡”论的观点。
毛泽东在1956年写出的《论十大关系》这篇很有分量的指导经济建设的文件，也就此被打破而长期不再提及，直到1977年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时才发表。
当人们看到《论十大关系》时，引来不少叹息：“当初照这样做，不就好了么？”可惜的是。1958年时的想法却不是这样的，自己原本正确的思想却被否定了。
2“反冒进”造成只反“右”不反“左”
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对“反冒进”的批评，主要是从经济工作角度提出的，到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批评提到了政治问题的高度，使它成了发动“大跃进”运动的一次关键性会议。2月，在北京举行了南宁会议精神传达会，党内产生了很大的震动。
3月初，毛泽东乘专列进入天府之国四川视察，并准备主持成都会议。
在专列上，毛泽东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们不讲冒进，我们是跃进。跃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
果然，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反复批判了“反冒进”，又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成都会议之后，毛泽东继续巡视，到了武汉。4月间，中央又召开了汉口会议。在会上，毛泽东又提出批评“稳妥派”和“观潮派”。他说：“所谓稳妥可靠，结果是既不稳妥，又不可靠。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这样稳，会出大祸。对稳妥派，有个办法，到了一定时候就提出新口号，使他无法稳。还有些人可能是‘观潮派’，这一派人数可能比较多，想看一看，如果有一个灾荒，他们还是要喊的，‘看你跃进吧’！”
1958年5月5日至23日举行了中共八大二次会议。这次会议，实际开成了一个在全党深入发动“大跃进”的会议。
毛泽东在5月18日的讲话中还提出了这样一个目标：“我国7年赶上英国，再加8年或者10年赶上美国。”
这比起半年前毛泽东在莫斯科提出的“15年赶上英国”的目标，又提高了一大步，恰恰是“总路线”提出后的产物。
八大二次会议以后，毛泽东精神振奋，曾对身边人员说：“中国穷，可是中国有社会主义。中国的老百姓应该比外国老百姓生活得更好些。我看做到这一条要不了多少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