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看，1957年的生产发展，兼顾生活，比较协调，是全国解放以来效益最好的年份之一。正因为1957年对发展速度作了适当控制，才弥补了1956年的冒进造成的一些困难。由此本应得出的结论，应该是坚持综合平衡、积极而又稳步发展的方针。何况一年以10%的速度增长，已经比较高，但这是符合中国当时的实际的。
不过这一年秋末，毛泽东在研究经济发展的情况时，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1957年11月，在农业大局情况已经明朗时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对“反冒进”提出了批评。他说：1956年经济文化有了一个很大的跃进，可是有些同志低估了成绩，夸大了缺点，说冒进了，吹了一股风，把多快好省、农业纲要四十条、“促进会”几个东西都吹掉了，影响了今年的经济建设特别是农业的进展，给群众泼了凉水。他申明：多快好省、四十条、“促进会”必须恢复。他还谈了探索我国自己的建设道路问题，提出：“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苏联走过的弯路避开，比苏联搞得速度更快一点儿，比苏联的质量更好一点儿？应当争取这个可能。”
对经济建设希望快一点儿，想探寻一条比苏联好的新道路，这本身是好事。对“反冒进”有不同看法，如果仅仅是工作方法之争也属正常，不过这个时候毛泽东对“反冒进”的批评，已不只是具体工作上的批评，而是经济建设指导方针上的批评。批评“反冒进”，就是要求恢复他所推动创造的经济建设跃进发展的方式。这样，从1956年1月以来党内一直存在的两种经济建设指导方针，经过一年多的矛盾起伏，毛泽东作出了结论，肯定了他所主张的冒进发展方针，排斥和否定了经中央政治局和八大肯定的综合平衡、积极稳步发展的方针。后来，毛泽东说，1958年的劲头，开始于三中全会。
除了“反冒进”的影响外，毛泽东想大大加快经济发展速度，也有当时的国际背景。
1957年11月，在庆祝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之际，中国共产党派出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代表团，出席了苏联十月革命的40周年庆典和各国共产党的两个代表会议。在苏联，毛泽东受到了最高的礼遇，不过他深感遗憾的是，中国在经济实力上还很落后，说话的分量还不够。
在这次大会上，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提出了通过和平竞赛，在“今后15年内不仅赶上并且超过美国”的目标。在此之前，赫鲁晓夫提出：苏共中央通过了一个“在今后几年中按人口平均计算牛奶、牛油和肉类生产赶上美国”的口号。后来的历史证明，这也是一个盲目制定的高指标，苏联与美国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一直在拉大。
对赫鲁晓夫提出的15年内赶超美国的行动口号，毛泽东受到触动，便提出了中国15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行动口号。
11月18日，他在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说：“同志们，我讲讲我们国家的事情吧。我国今年有了520万吨钢。再过5年，可以有1000万到1500万吨钢；再过5年，可以有2000万到2500万吨钢；再过5年，可以有3500万到4000万吨钢。当然，也许我在这里说了大话，将来国际会议再开会的时候，你们可能批评我是主观主义。但是，我是有相当根据的。我们有很多苏联专家帮助我们。中国人是想努力的。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现在还是个小国。他们想努力，他们非常热心工作，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国。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15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
毛泽东的这一番话，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勇于奋进的精神，同时也反映出他开始产生了以钢为纲来搞经济建设的思想。这一思想同他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批评“反冒进”、要求再搞跃进发展的思想相结合，成为1958年搞“大跃进”运动的指导思想。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社论批评说：“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跃进。这是符合规律的。1956年的成绩充分反映了这种跃进式发展的正确性。有保守思想的人，因为不懂得这个道理，不了解合作化以后农民群众的伟大的创造性，所以他们认为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是‘冒进’了。他们把正确的跃进看成了‘冒进’。”社论要求开展全民大讨论，“掀起一个规模巨大的农业生产建设的高潮”。这篇社论第一次使用了“大跃进”一词。
“大跃进”一词并不是毛泽东提出来的。据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他是听一位领导人讲到此词，找来报纸看后才知道的。李银桥记得大致过程是这样的：
尽管毛泽东在1957年就多次公开讲话，表示他不愿再当国家主席。但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开会选举新的国家主席之前，他还是兢兢业业履行着国家主席的职责。
有一次，毛泽东在颐年堂接见客人。客人走后，一位中央负责人跟上来，陪毛泽东一道走。他汇报了一些情况，当谈到农业问题时，这位负责同志说：“主席，现在谭震林他们提出一个口号——大跃进。我看这个提法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