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人争论起来更容易激动，李达一时提高声音说了这样一番话：“现在人们不是胆子太小，而是太大了。头脑发烧！主席脑子热一点儿，下面就会不得了，你发烧39℃、40℃，下面就会烧到41℃、42cC!这样中国就会遭难，主席信不信？”
敢当面说毛泽东“发烧39℃、40℃”的，恐怕中国只有李达一人。后来彭德怀在庐山写信也称“大跃进”是“升虚火”、“发高烧”，但指的还是下面的干部。
一向性格倔强且很自信的毛泽东，也回答说：“你说我发烧，我看你也有些烧了，也有华氏百八度了。还是我在成都会议上说过的那句话，‘头脑要热又要冷’。”
这场不愉快的谈话结束后，毛泽东也有过反复思考。后来，毛泽东多次找李达谈话，并请他吃过饭。由于李达毕竟是自己的老朋友，又不是党内掌握什么大权的当权派，毛泽东有时还能听得迸他的批评。
毛泽东正如他自己所说，头脑要热也要冷。听到李达的意见，看到各地的热潮和种种问题后，他也注意“保护群众积极性”，批评一些劳民伤财现象，认为“挑灯夜战”一类的做法是夜里干了白天就没劲，承认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应该“有张有弛，劳逸适度”。
1958年那个狂热的夏天过后，毛泽东也开始冷静下来，重新思考“大跃进”的问题，并采取了一些措施。
7毛泽东提出纠“左”却不能实现，引来不尽反思
北戴河会议后，人民公社在全国范围内刚刚建立，到处都贴着这样的标语一“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
无情的事实很快证明，人民公社并没有把人民引入天堂，相反却很快给人民带来了普遍的贫穷。
对农村的形势，毛泽东很快有了察觉。尽管他想到各地去看实情，但到处都作了准备，不过仍能了解到一些真实情况。
1958年11月28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举行，毛泽东主持了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进一步纠“左”。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反复讲，要“压缩空气”，要把根据不足的高指标降下来。
在“大跃进”开始时表现出沉默的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这时出于对党和国家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又出来说话并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应降低不切实际的指标。毛泽东在讲话中，也多次肯定了陈云的正确意见。当时陈云提议，不要公布已确定的1959年的钢、煤、粮、棉四大指标。随后，他又一次提出，四大指标是难以完成的。但是，这些正确意见没有被接受，高指标仍然公布出去，主要原因还是强调“气可鼓不可泄”。
1959年2月下旬，毛泽东又到河北、山东、河南三省视察。这时候，已经没有什么亩产万斤的“卫星”，反而发现一些粮食紧张的现象。毛泽东还发现，由于实行公社化，国家同农民的关系出现一些紧张情况，不少生产队“瞒产私分”，六中全会决议的精神下去以后，并未有效地制止住“共产风”。经过一个多月的思考和酝酿，毛泽东最后下定决心，从调整公社内部的所有制这一环节人手，解决由公社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在毛泽东的提议和主持下，从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郑州又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在会议上，毛泽东语气尖锐地说：“目前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着一种相当紧张的状态，突出的现象是在1958年农业大丰收以后，粮食、棉花、油料等等农产品的收购至今还有一部分没有完成任务。再则全国，除少数灾区外，几乎普遍地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较之1953年和1955年那两次粮食风潮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一些话，切中时弊，他说：“公社在1958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这样一来，“共产风”就刮起来了。在某种范围内，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
针对这一点，毛泽东指出，人民公社必须以生产队所有制为基础。他说：“目前公社所有制除了有公社直接所有的部分以外，还存在着生产大队（管理区）所有制和生产队所有制。而生产队所有制，在几年内，还是整个所有制的基础。”
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了一段重要批语，指明1958年的一些错误是“左”倾冒险主义。这段话是写在山西省委《关于整顿和巩固人民公社的决议》中批评本位主义的后面。他写道：“这里应当加一句：又应当批判只顾国家和公社大集体，而不顾生产队小集体和社员个人（全国共有几亿人口之多），公社积累过多、社员分配过少，社办县办工业过多因而抽去人力过多，使生产队人力过少、妨碍农业任务完成等“左”倾冒险主义思想；必须承认，目前实际上还是基本的队有制，部分的社有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