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中央从3月25日至4月5日，又在上海先后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检查了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进一步降低了钢铁等主要主产指标，通过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
在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毛泽东根据各地整社中群众普遍提出清算旧账（即清算公社化和大炼钢铁中平调生产队的物资、劳力等项账目）的要求，改变了第二次郑州会议关于旧账一般不算的规定。他对山西省一个报告所写的一段重要批语，从理论上说明了算账的必要性。他说：
旧账一般不算这句活，是写到了郑州讲话里面去了的，不对，应改为旧账一般要算。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对群众不能解怨气。对干部，他们将被我们毁坏掉。有百害而无一利。一个公社竞可以将原高级社的现金收入四百多万元退还原主，为什么别的社不可以退还呢？不要“善财难舍”。须知这是劫财，不是善财。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果实是不许可的。
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还特别强调了讲真话问题，他说：
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应该说，毛泽东在“大跃进”兴起后几个月便认识到存在“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然而，为什么不能很快纠正呢？关键问题在于思想认识上的偏激并没有得到纠正，同时又总是顾忌“气可鼓不可泄”，并且要维护威信，以致纠“左”总是迟缓，搞“左”的一套却大步迈进。
1959年3月的郑州会议，纠“左”确实比第一次会议前进了一步，但是对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想法和时间的预计基本上却没有多大变化。毛泽东在第一次会议上说苦战3年，再搞12年就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经过审定的毛泽东在此次会议上的讲话则说：实现完全的公社所有制，进而实现全民所有制，“时间大约需要有两个五年计划”，“然后，再经过几个发展阶段，在15年、20年或者更多一些的时间以后，社会主义的公社就将发展成为共产主义的公社。”
第二次郑州会议刚结束时，毛泽东便在一封党内通信中提出：“总之，3月份可以基本上澄清和解决人民公社问题中一大堆糊涂思想和矛盾抵触问题。4月起，全党全民就可以一个意向地展开今天的大跃进了。”
这种坚持“左”倾指导思想、坚持“大跃进”的纠“左”，当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并且为后来党内矛盾的爆发，留下了深刻的根源。
这次纠“左”很不彻底的另一个原因，在于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充分肯定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前提下进行的。
从1959年初春起，虽然中央强调纠“左”，然而毛泽东仍是欣赏和支持那些在“大跃进”中“热情高，积极主动，敢想敢干”的负责人。他的这一态度，反过来又促使这些负责人产生更高的热情和所谓的积极性。
到1959年夏天，国内物资供应紧张的情况明显表现出来，这些事已经无法再瞒住毛泽东。这位领袖的心情一直不大好，完全没有上一年夏天所说的“彻底愉快了”的表现。
1959年6月，毛泽东在专列上对卫士长、卫士、秘书、医护人员，甚至还有专列女服务员等人讲了一段话，很形象地反映出他此时的心情。
当时，有人讲了社会上出现骂共产党、骂’毛泽东的话。服务员姚淑贤立刻条件反射一样叫起来：“肯定是阶级敌人！”
“不对。不能说得这么绝对。”毛泽东苦涩地笑着摇摇头，“骂我的人有坏人，也有好人。好人有时也会骂人的。”
稍停片刻，他带着思索的表情，慢条斯理地继续说下去：“蒋介石挖过我的祖坟，共产党也曾把我开除一边，不让我干事。革命不是容易事，革命就要舍得出来。”毛泽东的情绪渐渐显出激动，声音也高起来：“他们挖了我的祖坟，迷信，我不是还是很好吗？我还是毛泽东么！现在人民又给我父母修了坟，也很好。毛泽东也是个人，人总是要死的，我也是要死的。什么高瞻远瞩，不是那么回事。我死后，我搞的这些东西也会有人骂，有些也会被实践证明不对。我是人，是人就有错。但我有信念，我还是要革命，别人骂什么，我也还是要革命……”
毛泽东这时明确地讲“我是人，是人就有错”，显然意识到他出了错误，经济建设上的“三大战役”远远不像当年军事作战上的三大战役那么成果辉煌，举世震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