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家骧并非只识弯弓射大雕的赳赳武夫，此君手不释卷，颇通文墨，其诗词和书法在台湾均小有名气，享有“儒将”之誉。请欣赏他的一首《军中新吟》：
毳幕乡心对月明，
严霜九月冰初成。
无边大漠千营静，
卧听铁骑啮草声。
勿论写作背景，就诗论诗，确有一些唐宋时代的气魄和壮伟。
赵家骧写给夫人的最后一信上说：“现匪正在蠢动，我侪正聚精会神坚守着，愿天启契机，共迎反攻之胜利……”遗憾，他没有迎来“胜利”，却迎来一块叫他魂归西土的弹片。
炮战发生，台湾“国防部”战情中心频频以载波电话询问状况。胡琏赶紧清点，“高级长官”死活都有着落，唯有副司令官章杰下落不明，经多方查询，也都没有结果，这种生死难定的情况，依惯例，只好报称“失踪”。直至第二天黎明，在水上餐厅附近发现炸碎的骨碴和章杰若干残碎遗物，并经其传令兵辨认，方证实确已死亡。并可以推论：有一发炮弹不偏不倚直接命中他本人或就在他近旁爆炸，无数弹片一瞬间便将他千刀万剐，粉身碎骨了。
章杰为飞行员出身，参战多为对地面扫射轰炸，无空战击落纪录，靠老资格和与人无争得以升迁，在国民党军中算不得杰出优秀者，名气不大，仕途也不再看好。其夫人张延芳女士回忆：章将军阵亡那天，她就像有预感似的。晚餐前，她正为孩子们洗澡，大女儿却将一朵白色的茉莉花插在头发上，她发现后，曾怒责了女儿。当时她就感到不适，心里怔忡不定，第二天一早，便得到了夫君殉职的消息。
炮火无情。张延芳女士悲恸欲绝，章杰死不见尸的结局也令台湾、金门许多人感叹唏嘘了一阵子，但他毕竟是无显功奇才之人，很快被遗忘，鲜有人再提及他了。
吉星文则大不然了。
任何一种版本的中国近代史，都会大书特书：1937年“七七”事变，中国守军在卢沟桥头和宛平县城打响了八年抗战的第一枪，而率部苦战二十九个昼夜、使全国人心振奋、世界为之侧目的宋哲元部37师219团团长吉星文，也以极具光彩的抗日英雄形象，走进中华民族最为悲壮辉煌的一段历史。
抗战期间，吉星文坚持与士兵同甘共苦，穿草鞋，吃干粮，常常以一块大头菜、几个冷馒头果腹，且跋涉千里，丝毫不以为苦。他的士兵，每人背一把鬼头刀，惯肉搏夜战，令日伪军闻之胆寒。从此，一曲雄壮的“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唱遍了中华大地。吉星文作战尽管勇猛，但因杂牌军背景，不是黄埔嫡系，长期以来官阶升而权不重，只能在权力中枢的外围打转，很难迈进“总统”心腹圈子一步。据说，吉星文早就憋住一口气，在澎湖接到平调到金门令后，欣然前往，决心在最前线干出个模样来给世人看看。临行前，其四岁小儿曾拉着他的衣服叫他早点回来，他只是亲一亲儿子的脸蛋笑一笑，并不知此一去便再无返期了。
大陆一炮将吉星文打死，这还了得，台湾方面抓住把柄不放：“中共永远洗不清民族罪人的骂名！”
追根溯源，1958年的隔海炮战只不过是1946年开打的那场战争的延伸和继续。战争双方，从统帅、将军到士兵，哪一位不曾是响当当的“抗日英雄”？如果蒋介石当年没有撕毁“双十协定”，哪有今天的骨肉相残？
吉星文是在向水上餐厅匆匆走去的途中被密集弹片所重创的。急送医院，立即手术，将弹片逐一取出，又调来一排兵献血3000CC，伤情稳定，院方认为已无大碍，但不知腹内仍留有一极微的碎片扭转入肠，三天后发生腹膜炎而终告不治。
吉星文在澎湖任副司令时，澎湖林投公园军人公墓落成，吉星文和另一位副司令祭奠时开玩笑说：“我们当中，不知谁将先躺在这里？”
孰料，还是吉星文自己捷足先登了。
在副司令中，还是炮科出身的张国英沉着老练，炮声响处，他立即卧倒，迅速把水上餐厅内的一把弹簧沙发座椅拉过来当做临时掩体，然后，相当冷静地作出判断：弹头飞行呼啸中夹杂着爆炸声，肯定是地面炮击而不是空中轰炸。此刻，密集爆炸所产生的硝烟，既刺鼻，又睁不开眼，如果贸然奔出，是难以从弹片的层层穿射中安全通过的。于是，他点燃了一支香烟，大口大口吞食，一动不动在那里趴着，等待老天的裁决。
神了！弹片像无数把飞刀利刃漫天狂舞，竟没有伤到他一根毫毛。
他终于熬过那漫长的恐怖，待爆炸声刚一转疏，便像兔子一样窜出，撒腿狂奔，扑向防炮洞洞口。那一刻，他觉得那小巧玲珑的水上餐厅简直就是个活地狱，而这黑暗阴湿的山洞却是最美好的天堂。
事实上，是经验和镇定使张国英多活了一遭。
而参谋长刘明奎的亲身经历，则是战场上“生与死”的另一种景象：
赵家骧饮弹殒命的同一时刻，刘明奎亦负重伤，右大腿股骨严重骨折；左下腿被弹片割伤；左上臂内侧肌肉切开，动脉断裂，喷血不止；左胸侧肌肉被狠狠剜去了一大块。整个人就像从头顶泼下一桶猪血，活活成了一个血葫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