尿床挨打的当时我爷爷尚在，也居住在我家。所以爷爷于德礼在万不得已的时刻，往往忍不住会大口喘着气从阁楼上一步一步下来，以不温不火的长辈姿态出现在房间门口，冷眼向着我母亲喷射出压抑的怒火。
“不就是四五岁小鬼吗？家男在床上都尿到了九岁。”冷不丁他爆出一个猛料。这是在点击她的丈夫，我母亲的丈夫于家男。’
然而，我尿床的耻辱并没有止步于九岁。
说起来确实是有些不好意思。在有限的生涯里，我一直无可奈何地将这种断断续续的病态，将这种突如其来的“天灾”，将这种夜不能寐的困境，滴滴答答延续到我过继给大伯的时候才宣告结束。就这样，我内忧外患。我在我的童年里，常常要为我梦里的虚拟享乐，付出精神和肉体上的沉重的代价。
4
“咣当”一声，惊吓于某天下午。
那天下午，我把隔壁查家香案上的一个美人肩花瓶打了个四马分尸。几个捉迷藏的孩子都被破碎声惊呆了。我很清楚地记得有一束鲜花躺在地上，还有一个肥胖的查家祖父在香案上露出意味深长的微笑。“本来我是不想爬上去的”，惊呆的一瞬间，我首先脱口而出的竟是一句推脱责任的台词。
这就是我儿时生活里的一个最心悸的片段。
查云华、查云珍、小娟子和我，还有前街走来的马博。加上从窗台溜进的一只金黄色的小猫，当时一共有六个动物。除了那个香案上慈祥的祖父查冠，查家大屋子里的那天下午没有一个大人。
不像我们家的狭小，查家的房屋宽敞幽暗很适宜少儿们游戏。这是一座坐落在码头边上的查家祖业。但是已经朝不保夕，祖业中旁斜逸出的偏房和廒间，解放后陆续被政府无条件分割给我们这些赤贫如洗的无产阶级。查家的后人就被挤压到宅屋的主体部分。尽管如此，查云华查云珍的家里依然房间套着房间，楼上楼下，清一色光洁的地板造就了可供满地打滚的少儿舞台；家具也是难得一见的精致和巨大，光洁照人并散发着香气的翘头香案、镂雕茶几、螭纹圈椅，以及可以装进我和查云珍的雕花柜子或樟木箱子。
趁着大人没有回家之前，当时每一个人都翘着兰花指帮我把碎片捡进一个纸袋。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责怪我的破坏，也包括花瓶的主人查氏兄妹。而我与众不同。我到门角落里拿来一把芦花笤帚，唏里嗦罗笨手笨脚搞了一十几下才把瓷片归归拢扫进簸箕，再“叮铃当啷”倒进他家和我家之间的隔墙檐沟之中。
但是，地板缝缝里残留着一些白色且零星的瓷器碎渣，成了事发现场的明显破绽。小孩和大人脑筋的区别就落实在这个细节。然而意想不到的是：大人们并没有计较，他们到隔墙之中看到一地零零碎碎的尖锐瓷片后，感到奇怪的是作案现场竟没有一个人因为瓷片而鲜血淋漓。
“假如不是飞飞，总有人会割破手指的。”最后在那个晚上，一宗破碎的祸害反而获得了公开的表扬。查云华的母亲赵飞燕端着饭碗来到我们家说笑。
我在镇政府当一般干部的父亲说：“我到晒楼上拿一对青花瓶赔你。”
“这你就见外了。”赵飞燕用她波光潋滟的眼神阻拦了我父亲的起身，“看你说到哪里去了，查家老头子别的财产都公私合营了，这些不值钱的瓶瓶罐罐楼上到处都是。”
“你们有是你们的，飞飞打破了我们要赔。”我父亲坐在大师椅上喝茶。
“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说飞飞聪明。”她生怕我们大人误会。赵飞燕原本是一个矜持和聪明的少妇。一个饱读诗书的镇中心学校的语文老师，一身的清香干净，竟然奇怪地嫁给了一个剥削阶级的传人。
事情当然不会这么简单。也许，还可能是我父亲在镇机关大院工作的原因。父亲曾读过三个月私塾，能背得下来《三字经》和《增广贤文》，用毛笔涂几幅对联也没什么问题——在我们镇上这种文化人在当时工人队伍里应该算是鹤立鸡群。正好我家的大伯于家驹又从部队上派遣到地方，就把我闷头闷脑的父亲借用到镇上去做一个普通的文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