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候我经常独坐在门口的磉墩之上，是因为我刚刚从叫做“轿子”的尿椅里解放出来。我长大了一些，身体已不再需竹轿的围栏团团稳固。但没有人知道，我的心同时也拆除了围栏，我开始具有了人世间情意上的感受，我触景生情地面对小娟子被她母亲抱在怀里时，心里面会泛出无边的空落与酸意。
——因为我大大咧咧的母亲从来都懒得抱我。
因为能干，我母亲被提拔成前进瓷厂成型作业线上的一个组长。在那个火热的年代，她清早就赶到坯坊里上班施釉，一天要腰酸手痛地工作十几个小时，下班后还要上点夜校或者开会，周末按列宁的倡议有时还参加“星期天义务劳动”。
“千万盯到飞飞不要到河边去看水，上晒楼的门也一定要锁死。千万千万！”这就是我的母亲周荣花，每天上班之前对我的最大关怀。她在出门时急急忙忙干巴巴地回头叮嘱，对着三姐和四姐，相当于交给她们一根套在我颈上的锁链。“瓷片河里会有专捉小孩的水鬼。”她还煞有其事地冲我威胁。她在公开撒谎。她用这种拙劣的伎俩让我对河流产生过恐惧。
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去了，我们家里就只剩下我，以及两个被当作看守的姐姐——她们一个只大我四五岁的样子，另一个仅仅比我大两岁的于好好也是穿着一条开裆裤头，还经常淅淅飒飒傻站着把自己的裤脚淋得像一个漏水的笕筒。
磉墩，在那段时间里就成了我冰冷的着落和依靠。
这就是我跟小娟子幼年时代的根本区别。
那是一个悲惨孤独的男性幼年。
哪怕是礼拜天放假在家，姐姐们均不屑让我这个“小捣蛋”参与她们的任何一宗游戏。她们更多的时候是在后院里拉长一根颤颤悠悠的橡皮筋，起劲地哼着有节奏的顺口溜，两只脚像发弹脚瘟一样缠绕着皮筋东一下西一下地乱点。还有跳绳，在弄堂的中间握着绳头两端一晃一晃。偏偏防贼一样，每个人都时刻准备着阻拦我突然钻进晃荡的绳圈。踢毽子就更没有人要我做一边的。她们客客气气，异口同声地请我做她们的裁判，就是把我当做脑膜炎一样让我帮她们一脚一脚地数数。
我上面一共有四个姐姐，年龄像上楼梯一样两三年一级近乎等差式的排序。最大的姐姐大我十一岁。也就是说，虽然已经解放了十几年，我父亲也算个鸡毛干部，但是在我们于氏家族依然徘徊着一股浓郁的“人多势众”“男尊女卑”的封建气息。结果在爷爷奶奶鼓励的目光中，母亲凭借强壮的躯体，理直气壮地像母猪一波一波地高高隆起她的肚子；结果两三年一胎，在一个相当于抗日加解放战争的时间内，母亲把我原本瘦骨嶙峋的父亲搞得越发骨瘦如柴形同扁担；结果一胎一个“贱货”，好容易落下我这根唯一能够延续于家香火的“吊桶索”，才致使他们革命的干劲偃旗息鼓，善罢甘休。
我被叫做飞飞。
然而，当我无所事事地孤坐在磉墩上的时候，旁的人根本看不出我上面有四个姐姐。这符合唯物辩证主义对立统一的规律。在国家“三年自然灾害”接近尾声的那个年头，我也当然地因为“宝贝”的地位和待遇，而被大多数饱受食物与精神歧视的姐姐们所嫉恨和孤立。姐姐们几乎都黄皮寡瘦，而我却白胖成一个“地主”。这种被深度排斥的“孤家寡人”生活，直到我慢慢长成一个小小的汉子以后才算告一段落。
“大屁股！”有一回我忍不住嫉恨冲着李桃英的屁股吼叫一声。
“你姆妈才是大屁股。”小娟子知道反击。
“还有两个大奶奶！”我叉着腰雄赳赳地站在两个姐姐之间。
小娟子趴在李桃英肩上说：“姆妈姆妈，他在骂你两个大奶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