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在这幢红房子里面，我们荣幸地碰到了那个对症下药的实习医生。
那是我母亲厂里面自办的职工福利医务诊所，有一本《就诊证》将国营的福利延伸到职工的子女。毫无疑问，我当时是用手使命抠进墙缝，杀猪一样哭号着不肯跨进红房子的大门。我有生以来都没有见过她们两个那种气势汹汹的阵势。那一回大姐姐助纣为虐，充当了母亲强有力的帮凶。多少次银针狠狠扎进屁股或手臂的疼痛记忆，总叫我对那幢红房子及其里面的白色大褂胆战心惊。
“你不进去看医生，你的那个小祖宗就会烂掉的。”母亲凶神恶煞地威胁，“就会破皮流脓，就会像腊生拐子的脚一样被剁掉，到时候尿都屙不出来，就那样胀死！胀死去！”
“飞飞乖，乖乖！”大姐姐表面上温柔，实际上在掰开我手指的时候暗暗用力。大姐说：“不打针的不打针的，不要怕，只是让医生摸摸，痒痒就会好的。”
果然那一次大姐姐没有骗我。我进去以后，难得享受地“窝”躺在母亲怀里，舒舒服服像个分娩的孕妇一样老老实实地叉开双腿。那次戴着手套的“白大褂”并没有叫我扒开屁股，而是笑眯眯地用电筒照着我的腿根和阴囊。我当时甚至都能感觉得到，一束电筒光柱的热量在阴私处反复游移。后来是医生细长的手指，轻轻地扒拉着我的鸡鸡，并在我长满红点的皮肤上如同上课一般耐心地指指点点，而他虔诚的学生正是一位含苞待放的扑闪扑闪着眼睛的少女。
我大姐姐肯定是被略带磁性的声音迷糊了。
厂医是一个很温和的青年。
是他洗手后开药时扯下口罩，我才看清楚他温和的样子。他身材匀称，皮肤白净，眼睛明亮。那一天他自始至终脸带热情的微笑，说话轻声细语，甚至开好处方后还主动领我大姐去药房拿药。这也是有生以来遇到的，第一个让我没有感觉到害怕的医生。而且那一次最让我欣喜的是——这个医生只给我开了一小包白色的丸子和一瓶用于涂抹患处的像牛奶一样的药水。
从此以后在所有的病种中，对我而言刻骨铭心的就是这种所谓的“湿疹”。这个我深有体会。比如，在奇痒难耐的时候，谁都可以无端地勒逼我停止挠痒的动作，甚至蛮横地禁锢着我的双手；任何人都可以高高在上，都可以随时随地拿着药水吆喝我张开大腿；有一股难闻的药味始终弥漫于我身体，甚至裤裆，让所有人对我皱眉苦脸，避之不及。而且挡都挡不住的是，由此而来的嘲笑和歧视，时不时会像冰雹一样朝我乒里乓啷乱砸。
我的尊严从此犹如粪便和草芥。
2
估计引发我湿疹的基础，就是那窑户老板查冠在建房子时多余下来的东西。那是民国一十几年的老东西——一尊经过雕琢的麻石。
摆在我家门口的麻石形状就像一面小鼓，侧面团团一围精致地浮雕着突出的铆钉以及蒙鼓面的巾边，仰天的鼓面平缓但疙疙瘩瘩多少有些子粗糙的麻石颗粒。因为日晒夜露，颗粒与颗粒的缝隙间抑或就夹杂着阴潮或霉菌。我经常拿臭烘烘的屁股欺压着它们，它们当然就像人一样渐渐有了报复我的想法和行为。
于家的“祖宗”成了被报复的对象。
我们家门口的磉墩，是我父亲从后院角落里搬出来的家伙。这个房子和院子都是资本家查冠遗产的组成部分。于家和查家没有关系，但是按阶级社会的理论分析，使得我们两个姓氏变成了剥削与被剥削、专政和被专政的敌对阵营。
父亲于家男把磉墩搬到大门口一边一个的意思非常明显。
首先是他可以当家做主。其次是源于对称的美学——在没有石头狮子的情况下家门口摆一对磉墩，至少在说明于家男有他一定的文化心思。再次就是适用，省得我们老坐门槛或凳子忘记搬回家里，以及串门的街坊闲聊屁股有个比较方便的安置。那个时代街坊闲聊的现象，就好比今天缩在家里上网或低头划拉着手机屏幕一样普遍。路过时停住脚步递一根香烟，或者端着饭碗站到你对面——那就是生活。闲扯一下子就能把枯燥的时光幸福地打发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