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每那一刹那的时间，我心都会忽然温暖一下。我能真切地替小娟子感受到被搂进怀抱时的温柔。虽然小手依然捏在下面，但是我停止了搔挠。那个时候冰冷的小鸡鸡竟然有些发热发胀，并且非常奇怪地雄壮地翘起了头颅。到现在我才算真正明白——实际上我总是在门口期待：期待敞开怀抱的年轻妇女，以及小娟子被拥进怀抱的那一刻。
李桃英的老公是在窑场事故中因公死亡。一个刚刚吊完丧的寡妇带着一个比我还小两岁的女孩，向公家要求留在城里，厂里考虑到孤儿寡母的回农村可怜，就安排了她一个给瓷器贴花的临时性工作。但是没有地方落脚，前进瓷厂的干部就坐下来做光棍的思想工作。思想一下子就通了。仿佛是瞌困碰到了枕头，屋子立马被意向性地一分为二。于是在同一屋檐下就有了两户并在一起的蜗居状态。
最后我裤裆里的“痒痒”，被确诊为普通的湿疹。
那一次确诊我鸡鸡的高手，竟然是一个在前进瓷厂医务所里的实习医生。
说起来非常好笑。之前，这个由普普通通红色斑点而引发的热心和无知，耽误了对症下药及药到病除的时间。至今我都非常清晰地记得，那个时候，我竟被钻心难熬的痒痒持续折磨了整整三天三夜。
结果三个昼夜的情形当然就是，从大腿夹和阴囊起始的痒痒，被挠成更深更大的红色，而且红点被越挠越痒越挠越多，乃至指甲所至斑点所至。向上，它们沿着肚皮、腰间、胳膊等白嫩的薄弱环节扩张；向下，顺着屁股、大腿肚内侧、腘窝等这些多肉的路线蔓延。
耽误病情的缘故非常简单。在那天吃晚饭的时候，经由家里人一惊一乍的喧嚣引起了隔壁邻居的上门围观。大家鹅一句鸭一句七嘴八舌。没有办法。以前的弄堂都是这个样子——不要说有人发病，就是哪家打破了一个盘子，或者夹子夹到了一个老鼠，都会像吸铁石一样把周边闲散而热心的居民，凝聚为一锅热气腾腾的稀饭。
“小孩子家的，什么了不得的事情，抹点菜油明天就好了。”我爷爷依然坐在人群之外的阁楼之上，满不在乎地吸着烟发表意见。菜油被当时的民间当成万金油使用。但这种粗枝大叶缺乏责任心的意见，立马遭到许多妇女同志的纷纷抨击。小娟子的母亲李桃英肉滚滚地挤进来，看看后大叫起来：“这不是疥疮吗？小娟子去年都得过！”李桃英又说：“天天坐在门外的磉墩上，磉墩上肯定有疥虫，疥虫最喜欢这些嫩皮细肉的鸡巴了。”李桃英还说：“我家里还有去年剩下来的药膏，我这就去拿来，搽一搽把疥虫杀死了明天就会好的！”
但是第二天没好。
不仅没好，而且蔓延开来的红色斑点竟出现渗出的倾向。
于是我父亲于家男，机会难得地显示出一家之主的果断和力量，挥挥手打发我的二姐姐去叫瓷器镇最着名的郎中——钱大统。六十多岁的钱大统，不是随随便便哪一个人都可以请得动的角色。但是他仍然有碍于我伯父的身份和家父的情面。家父于家男在镇政府工作。
“水痘，这是病毒性水痘！”
信心十足的郎中钱大统老花眼镜都没有戴上，边听我母亲介绍，边用树皮一样粗糙手指摸一摸我屁股上的麻点，就耸人听闻得出一个恐怖的结论，“跟天花病一样厉害”。钱大统轻松地站起身拍拍老手，然后丢下一句，“叫你家里的老二跟我去拿药方子就是”。
结果那一回三黄也搽了，苦药也灌了，硬是不仅没有一丝好转的迹象，反而更加严重。严重到红点痒上了脖子、耳背、腮帮和脚腕，我整个人已经被密集的点状红斑所包裹，而且在要命的地方都已经被挠成疱疹和水泡，开始显见出部分的浮肿与糜烂。
“全都是混账！混账！！！母亲跳起来吼叫。
这种溃不成军的症状，终于激怒了我大大咧咧的母亲，急哭了我心地善良的大姐。我不知道她愤怒的指向，是我，是郎中，还是父亲。于是她们在第三天头上火烧火燎自作主张，在太阳还没有照进弄堂的时候，就跟绑架一样不由分说地将我一把抱起来就走。走进了一幢我深恶痛绝的两层楼的弥漫着药味的红砖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