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还在下着。
我看到只有从矿山赶来披麻戴孝的大伯，给周荣花递上一杯冷开水算是打一个招呼。
我母亲抹着眼角爬起来，把茶杯放下，就缓缓地离开了那个临时搭起来的灵堂。
那几天，天空似乎变成了布满筛孑L的漏斗，瓢泼大雨稀里哗啦断断续续，而厚厚的乌云始终锅盖一般紧紧压住头顶。
在那段时间，我父亲于家男因被组织上通知“停职反省”，而一声不吭地打开眼睛躺在房间里睡觉。这个“资本家乏走狗”的儿子、“走资派”的亲弟弟、曾有过不良言论的镇机关里的文书，都打开眼睛躺在床上躺了好几天了。
对于三姐四姐疯疯癫癫的打闹声音，父亲无动于衷。除了直挺挺摊在门板上的大姐和爷爷，记忆中我从来都没有看到过能这么长时间横躺在那里一动不动的躯体。我当时又多一份忧愁，我真的生怕我的父亲，会在某个白天于哭号和鞭炮声中同大姐和爷爷一样被装进棺木。
11
开学典礼是在一个阳光毒辣的日子里进行。在学校的操场。
大概在九月三号还是四号的样子。九月伊始，我们南方的太阳威力可想而知。但是比太阳更为威严的情况是，那个年代开学典礼不叫开学典礼，叫“入学思想政治教育动员大会”。都读书读了好些年了，这还是我第一次涉及到学校及其气氛森严的全校大会。
校园应该是值得回忆的美好境地。然而在这之前，我一直感觉到校园它不过是仄逼、陈旧和昏暗的关栏场所。就好比要养一群绵羊或者肉猪，生怕牲口跑了，就必须要有一个遮风挡雨和团团围拢的地方一样——因为在这之前，我和我两个姐姐所在的前进瓷厂五七子弟学校，就是这样一个敷衍了事的教育阵地。
国营企业兼办子弟学校，是我们那个年代里风行的解决公办教育不足的方式。类似于前进瓷厂这样一批有一定规模的国营企业，就随随便便挑一个已经废弃了的可以当做教室的地方，再从瓷厂里抽几个看得懂数理化课本的行管人员，管它有操场还是没有操场，管他用的是官腔还是方言，勉勉强强对付着就招收本单位的职工子弟，就堂而皇之地可以树起一块“××五七子弟学校”的牌子，打爆竹剪彩。
那一年像井底之蛙蹦出了井栏，我转学到了瓷器镇中心学校。
我激动并好奇，第一次作为公办学校的学生，心扑扑欢跳地参加了规模宏大的“入学思想政治教育动员大会”。我被转学的原因，是出于母亲周荣花一举多得的深思熟虑——我跟随并监视着我的父亲。
因为我那个肚子里有些墨水的父亲，已经被组织上安置。
应该不算是“一棍子打死”，镇里面宽宏大量地调他去镇中心学校工作还有点“人尽其才”的意思。然而他在学校的工作职责，跟文化没有一分钱关系，他只负责守一个大门，敲一口破钟，扫一个操场和两个厕所。
但是于家男欣然赴任。
因为崭新的岗位好处多多。具体心照不宣可以摊上桌面的就有：他已经拥有了一间独立的门卫值班房间和大量的在校园游手好闲的时空，这不仅缓解了我们家居所严重拥挤的紧张局面，而且从此他就更有时间下他的象棋，有地方种他的花草。
况且更为重要的是，父亲于家男同时还获得了在学校食堂近乎于免费就餐的待遇。这一点在我精打细算的母亲那里非常看重。食堂里的荤腥有助于我身体的发育，因此上午或者下午上完课后的中餐或者晚餐，我被要求必定要跟着父亲于家男去蹭学校食堂的饭菜。
那天，“入学思想政治教育动员大会”的横幅被挂在主席台的上方。
读上去挺拗口的一溜文字，被龙飞凤舞地涂在一幅老长的猪肝色横幅之上。横幅上遒劲的草体大字我非常熟悉，那是家父于家男潇洒的笔迹。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学校，女校长赵飞燕竟然请一个扫厕所的门卫，用墨笔刷一条这么重要的会标，可见我父亲于家男的书法功底是多么地强劲，以及赵飞燕这个女校长待人的情意又是多么地绵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