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跟我去学习‘把桩’。”
在企图横遭遏制之后我爷爷并不甘心。在家里计划没有得逞，他把他亲近孙子的地点转移到窑场。他伸出他既大又粗的巴掌，经常公然地像牵小狗一样牵着我去他工作的窑场。而且爷爷只带我去过。母亲坐在大门口撇撇嘴巴算是轻蔑。她无可奈何，但是内心，在旧痕上被划上一道新伤的仇恨是可想而知。
接下来就是我跟进的问题，我只有不断加速两腿迈动的频率，滴滴嘟嘟跑步才能勉强跟上爷爷不紧不慢的步伐。“为什么你老是不带姐姐去窑里？”
“因为她们没长鸡鸡，带霉气。”
“有鸡鸡就不会发霉吗？”我仰起脑袋困惑不解。
爷爷于德礼说：“拿早先的规矩，女人是不能进窑的，女人进窑烧窑会烧倒窑的，或者瓷器会烧爽崩的。窑户老板看到女人进窑会发脾气的。”
“那现在她们长鸡鸡了吗？现在马经堂厂长怎么不发脾气？”
“马经堂又不是窑户老板。”爷爷被我说得眯眯发笑，说，“过去邪门，现在毛主席福大命大可以镇得住这些迷信，再说解放前女人进窑也不方便，窑场热气腾腾都是清一色的汉子，窑里佬一身臭汗，赤膊短裤，好多人短裤都不穿只围一条腰巾，鸡巴都在下面一吊一吊。”
这就是我对这个烧炼瓷器的地方，最初的粗浅认识。
对于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孩，我爷爷当时大可不必介绍得这么详细。我根本不懂。赤膊短裤或者围一条腰巾，为什么就不允许女人进去？我天天晚上跟四个女人在一个房间，不照样小鸡巴一吊一吊在她们中间上床下床？
小时候在宽阔的宁波老床上，灯一熄灭，我们姐弟五个像五捆长短粗细不等的甘蔗。因为拥挤都要找舒服的睡姿，腿脚弯曲和重叠造成的矛盾便此起彼伏，蹬腿和掐脚引起的尖叫几乎等同于一个鸡鸭鹅豚的家禽市场。当初的热天里好像没现在这么炎热。如果那个时候的夏季，瓷器镇经常出现如今常见的近四十摄氏度的高温，我真的想象不出我们一家将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解决在闷棺材盒子里重叠在一堆的生活。
冷天里容易对付，但是冷天里盖被的拉锯战争进行得频繁而又激烈。有时候在夜里会被莫名其妙地冷醒，身上的被盖没了，身体就如同冰棍一样裸露在冷嗖嗖的空气里面。而有的姐姐身上却叠起来盖了两床棉被。母亲没有办法，最后把傻乎乎的小姐姐于好好暂时匀到了他们的房间。母亲没有办法的原因，就是拿出三床宽敞的被盖都扑灭不了我们姐弟随时一触即发的硝烟。
大姐姐于东东是市场管理员或战争调停员。
我作为唯一的男子协助着大姐姐的工作。但我往往是战争的一方。
我睡在大姐姐一头，这是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的做法。原因非常简单：我讨厌她们、我喜欢大姐，以及我动不动就尿床。我不怕难听，我就这样窝在大姐姐柔软的怀抱里睡觉，闻她身上散发出奶香的气息，感受着拥挤的温暖和另一种母爱。我就这样一直把比我大十一岁的于东东当做可以依赖的母性，当到了爷爷离开我家为止。
6
在我五岁的时候，我母亲周荣花开始变态。那段时间一到她下班的时间，我就会不由自主地像个病猫一样找个凳子坐下来，拿眼睛去静静地观看随风飘进家门的一些粉屑。一个好动症似的小孩立马会斯文得近似于一个痴呆。
这真的不是夸张。
当时一进门，沾满白粉的工作帽和工作服像块抹布一样团在她手中，让她擦擦手心手背，然后会被“呼”地丢进一个装满肮脏衣服的大竹篮子里面。母亲很疲惫的样子，点上一根香烟深深吸一口坐下，以仰靠的姿势放松地瘫倒在房门边的一张竹靠椅上。这是她一般的状态。
大姐姐于东东这时就会自动站到她身边，翻开一个破破烂烂的用以记账的练习本子，嘴里报道：“五分钱豆芽、一角钱什锦菜、六分钱芹菜……加上半斤苦瓜，一共花了两角四分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