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猜想大姐于东东在那个晚上也始终没睡。我感觉到她全身发热，呼吸急剧起伏，胸前一对奶奶抵着我一紧一松，两只手臂好像生怕我爬起来似的把我箍得紧紧。
第二天，我才知道父母在研讨家庭基本建设的重大战略。第二天无精打采的父亲站在狭窄后院里规划了很久。走来走去像个设计师一样拿一卷皮尺这里量量那里比比，最后我看到了他的眉心越拧越紧，紧张到中间出现了好几道壕沟，眉毛也八字倒挂，挂出一脸的无奈与失败。我记得十分清楚：他最后干脆将皮尺一丢，以摇头叹息的方式流产了那次他对家里难得的操心——于家男从来都是这样一个“夜晚想到路千条，白天蒲扇摇一摇”的户主。
“你是想做一个流尿的水沟吗？”因为我们男子汉经常在这里对着角落端着枪淅淅飒飒，我问。
“不，我准备再搭个狗窝。”他丢下皮尺洗手。
其实，后院不过是货车车厢大小的一块临河荒地。没有到过我家后院的人都以为里面是绿草茵茵，野趣横生，属于类似于“三味书屋”的园子。可是没有人可以想象得出，我家的院子会是一个堆满破烂的露天仓库。于家男加盖违章建筑的设想，因种种不可否定的因素而迅速泡汤。
第一，院子靠查家墙体的那一面堆满了垃圾般的杂物，比如可以当做燃料的边角木头、下雨时顶替瓦片的旧塑料布，以及用以换蔗糖或零钱的烂铁管、破锅、半截塑料拖鞋、鸡毛狗骨……等等。因为贫穷，那时的人民群众大多像拾荒者一样把这些“鸡肋”都当做宝贝，既舍不得丢掉又不断拾取。第二，院子里确实有一棵半大的年年结果的枣树，还有一个鸡窝。五只没有老公而又天天下蛋的母鸡是我们于家的功臣。在奉献卵蛋的同时，它们也切实需要一个可供锻炼和拉屎的空间。第三，至关重要的是——后院子临河的一面岸坡陡峭相当于悬崖，而悬崖的下面河水细浪拍岸——质地疏松的砖砌岸堤有随时塌方的危险。
有了这个理由，我母亲对懒汉丈夫只能是张嘴结舌哑口无言。我父亲理直气壮地阐述完这些道理之后便如释重负，从此他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心安理得地陪着一家人像老鼠一样过着不要脸面的混居生活。下班后，他可以继续癞在外面迷恋着他的象棋。
出于缓解压力的思考以及另外的一些原因，这时候家里有人不忍心袖手旁观。这个人就是我爷爷于德礼。
当时爷爷想带我上阁楼上睡觉，他老人家已经当众表达过这一动议。但是我母亲周荣花根本不领这个老朽的情意。她虽然什么话都没有说，可是只要我一显示出想爬上阁楼的举动，就立马被周荣花凶狠的眼光闪电一般制止。他们有史以来就是一对刀子对钻子的关系。这是一个公公与媳妇关系奇特的家庭。记忆里，我爷爷任何的阴谋在周荣花面前都化为了泡影。连爷爷的儿子于家男都只能听之任之，束手无策。
我母亲不想他与他孙子过分亲近。我母亲强硬的理由，能让所有的人善罢甘休无以应对——爷爷唏呼唏呼的喘气是“矽肺”传染病的征兆。
那个时候我被夹在中间纠结万分，一方面我喜欢我大姐慈爱的胸怀，大姐姐身上一股好闻的奶香能让我迅速安稳地沉浸于梦乡；另一方面我盼望着上楼，我被弄堂里知情的同伴羞羞脸已经羞得无地自容。有一次，我甚至忍无可忍地窜回家给了小姐姐一口唾液。
我扑噜一声吐在她脸上，说：“你这个叛徒！”
“你凭什么骂我叛徒？”
“你为什么告诉别人我和大姐在一头睡觉？”
于好好扁着嘴巴带哭腔说：“本来嘛，这是事实。”
我说：“事实是你肚皮上有一大块长毛的胎记，你为什么不说？”
又是大姐姐上前调停。大姐姐象征性地拍了两下我的屁股，才使得于好好把两串尿水憋回了眼眶。但是小姐姐于好好一直耿耿于怀，等傍晚母亲一走进家门就击鼓鸣冤。结果是难得一回的大快人心：她话音未落，即刻遭受到青天大人“家丑不可外扬”等等严词的断然驳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