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间房间被两代人占领得严严实实，无立锥之地，爷爷就只好像风干的腊肉一样被悬挂在空中。没错，他确实就被安置在房屋的空中——居住在一走一颤的木板阁楼之上。阁楼并不是这个房屋的原本构造，是住进来以后挖空心思增加的空间。走投无路的人就会急中生智。方法非常简单：在资本家偏房的顶瓦之下和扎实的房梁之上，铺一层地板和钉几面板壁。无中生有的“空中楼阁”，在瓷器镇的老屋里比比皆是。
尽管我们家阁楼架空最高的地方，都必须以弯腰驼背改变人直立行走的方式，才能避免头顶碰到瓦片、椽子或檩条，但是阁楼里的空间自成一体的自在，在我们饱受拥挤之苦的于家人心目中，仍然升值为近似于“家长官邸”的最高规格。
爷爷在奶奶没死之前就一直从木梯上爬上爬下。奶奶过世以后，总不能因为拥挤而叫一个年迈的鳏夫再爬出家门。但是我母亲周荣花后来做出了这样的恶事，做出了遭雷打电劈丢祖宗的坏事——这是后话。我肯定要披露，我绝不会将它当做地方上的塌方或垮桥之类的责任事故而加以瞒报漏报。
退休之前，我爷爷就一直在那个气势恢宏的窑场里“把桩”。
“把桩”就是那种用肉眼掌控火候然后发号施令的窑头角色。在我模糊的记忆中，爷爷在窑里的八面威风就相当于一个战场上的将军。这就是我的骄傲和自豪——通红的火焰映照出他古铜色的脸面和肌肉。他大声吼“上煤哟”或“松一炉”，一帮赤膊短裤的窑里佬就赶紧乖乖地拿起铁铲，嗖嗖地往炉口里灌煤，或者拿一杆长长的钢钎笃笃地捅碎炉膛里的结渣。随即，炉口上的火焰和烟囱上的煤烟就会憋不住呼啦啦地窜将出来。
黑夜都火光通明，形如白昼。
很自然的事情，因为瓷器烧得好不好全靠“把桩”师傅，所以解放前很多窑户老板都盯住我爷爷这个土工程师不放。据说按照习俗，元宵一过就去茶楼谈妥一年的盘子，以后都是好酒好菜招待，大把大把光洋聘雇。因此我父亲才得以有条件读三个月的私塾，我大伯才有机会被放出家门去闯荡天下。
我爷爷过去的“资本家乏走狗”的优厚待遇，后来在政治运动中得到了扳本似的恶果。但是我爷爷逃避了追究，他以一命呜呼的方式躲到阎王那里去眼不见为净。这些恶果，就当然地落在我大伯和父亲的头上。
随着家庭队伍的日渐庞大，身为家长的于家男便开始感觉到泰山压顶般的忧心忡忡。他不仅拥有来自于自身被挤压的烦躁，而且还多出在脸面上搁不住的精神负担。于是黔驴技穷的家长于家男，终于被迫产生了一幅添砖加瓦的蓝图——搭建一间棚屋。
在勘探规划蓝图的头一天晚上，兴奋折磨着他，而他在折磨着自己的老婆和床铺。
“你就晓得……天天在外面下棋，你还有什么本事……让一家人……宽松一些。”这是在半夜半，隔布的另一边传来的埋怨。那是我母亲就着父亲耳朵发出的轻若蚊蝇的声音。
“后院……我想、利用，就……是一直、下不了决心，搭一间……的地方、是够。”黑暗中，粗糙一些的声音尽管压低在嗓子眼里，但是我还是能感觉得到父亲在吭哧吭哧的吃力中辩解。
“你早……干什么？你这个没有……用的家伙！”他们的床铺显然是痛苦了一下，我隐约听到“嘎达”一响，好像是于家男被掀了下来，坚硬的骨头碰到了床板。
“你就晓得抱怨，抱怨！”于家男的声音急了。
母亲逼他：“有本事你做啊，你做给我看哪！”
那个晚上，睡梦中我一直听到隔壁咿呀咿呀的床板响声。那本来就是两条长凳上搭几块木板合成的简易床铺。我纳闷父母为什么半夜半还不睡觉。后来我被吵醒，就摸摸索索爬起身试图拿眼睛去巡视，却被我大姐姐于东东猛地拖回了被窝。实际上她不阻拦我也看不到什么——房间里黑咕隆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