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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日:江南白衣山,放射毒瓦斯弹百余枚,该营官兵多数牺牲,阵地不守。

江南桃花尖,释放毒瓦斯,X团官兵全部成仁,阵地不守。

9月2日:江南东弧岭左,两度释放毒瓦斯;

江北马回岭之北,使用窒息性瓦斯;

江北塔尔寨,使用毒弹,守兵伤亡惨重,阵地不守。

9月3日:江南郎君山及武山,使用窒息性瓦斯。

9月4日:江南磨山郎君山及武山,释放毒气;

江南蛤蟆洞,使用窒息性瓦斯;

江北黄梅前线,使用窒息性瓦斯。

9月5日:江南蛤蟆洞大垴上,释放毒瓦斯;

江南青山,望人垴,释放毒瓦斯,我军自动放弃青山、白水及望人垴、乳房山,禁门脑一带阵地;

江南圣人垴笔架山,使用毒瓦斯,占我阵地马回岭之北。

日军在武汉会战中的化学战显示了化学武器的军事价值。日军华中派遣军在总结报告中说:“实施总次数三百七十五次,其中百分之八十是成功的。对于防护装备和防护训练低劣的中国军队,特种烟极为有效,只要少量使用,就能使敌军不能战斗,停止射击,得到始料未及的效果,特别是精神效果更为显着。”特别是当日军突破阵地后,根据“务期歼灭使用地域的敌人,销毁残存证据”的命令,在日军中普遍推行刺杀中毒人员的做法,中国守军的大批量死亡也是由于中毒后不能行动而被刺死的。这充分证明了,日本侵略者不仅违背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的国际公法,也严重违背了保护战俘,实行人道主义的国际法准则。

日本侵华战争进入1939年后,由于日军战线太长、兵力分散,供给困难、兵力不足的弱点更加突出。在这种情况下,日军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于1938年12月2日给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杉山元、华中方面军司令官烟俊六和华南第21军司令官安滕利吉下达了“大陆指第345号”命令:“在华各军可以使用红弹、红筒和绿筒”。1939年5月13日,又给华北方面军司令部下达了“大陆指第452号”命令,要求“在现占领地域内使用黄剂等特种资材,并研究其在作战上的价值”,“今后作战尽量使用毒气”。这是日本当局明令日军使用号称“毒气之王”的芥子气等致死性毒剂的确凿证据,也充分表明了日本更加借助于使用化学武器以达到速战速胜目的的企图。在武汉会战后,日本大本营于7月23日训令驻华日军除要求“在7月底各特选士兵一百二十名,组织毒气中队,训练一个月后派出参战”外,继续由国内增派化学战部队参战。据国民政府军令部调查确证的有:1939年,由佐佐木及甘少将率领的两个毒气联队分赴上海、大沽,每个联队一千二百人;1939年5月,日本特种毒气大队(大队长金提漏三郎,辖四个中队:第1、2中队为毒气地雷中队,第3、4中队为毒气中队)由天津调往山西作战;1939年10月,日军第9毒气联队(联队长羽岛大佐)由大阪调往上海,1940年3月,由横滨调第1独立毒气大队(大队长重松王三)驻广州,第2独立毒气大队(大队长边竹夫)驻汉口;1941年4月,由东京调新编第4毒气联队(联队长萱野达树)辖第9、10、11等3个大队,每队一千人,分别驻南昌、岳阳和宜昌;1941年11月,从大阪调第31、32毒气联队(联队长为犬子杰乙、原桦新)各一千五百余人驻汉口,内有一个毒气细菌中队。到1942年初,日军在中国主战场上已部署八个化学战联队,使化学战达到了全面升级大规模使用的阶段。到1944年,日军在不断发动的南昌战役、长沙战役、枣宜战役、昆仑关战役、中条山战役、常德战役、浙赣战役、长衡战役、桂柳战役等一连串的战役行动中,每一次作战都以化学战开路,造成我守军约十万人的死伤。

日军在国民党军正面战场大规模使用化学武器是为了尽快解决国民党军主力,达到全部占领中国的目的,但在已被其占领的后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辟了广泛的敌后抗日战场,给日军以极大的杀伤,牵制了日军百分之六十的主力,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军正面战场的作战。

敌后战场之毒气战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正当中华民族处于危亡之际,中国共产党捐弃前嫌,与中国国民党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把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开赴敌后战场,开展广泛的游击战,创建了华北、华中地区广大抗日根据地,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对日作战,引起了日军大本营的极大恐慌。1938年11月,日军大本营制定了“确保占领地区,促进其安定,以坚强的长期围攻态势,扑灭残余的抗日势力”的今后作战方针,相继从华中、华南正面战场及国内抽调七个师团又五个旅团的兵力加强华北方面军,将半数以上的侵华兵力用于敌后战场,进行了大规模的“扫荡”作战,实施化学战也达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

在敌后战场,八路军、新四军创建了晋察冀、晋冀豫、冀中、冀南、皖中、皖南、苏南、晋西北、晋西南、鲁中、鲁西、胶东、豫东等一系列抗日根据地,执行“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采取主力军、地方军、民兵游击队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消耗、牵制了日军大量兵力,对日军构成了严重威胁。1939年春,日军华北方面军制定了“治安肃正计划”,对我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连续围攻、扫荡、蚕食和封锁。从1938年7月到1940年7月两年时间内,仅华北地区日军出动千人以上大规模的“扫荡”就有109次,出动总兵力达50万人以上,并把使用化学武器当做反游击战的重要手段,把毒剂筒、弹直接配发到每个士兵。据八路军总部不完全统计,从1937年到1942年,八路军官兵就有三万多人中毒,其中旅以上干部中毒的就有贺龙、陈赓、王震、谢富治、陈锡联、范子侠、赖际发、周希汉、曾绍山、尹先炳等十人。

日军在占领广州、武汉以后,根据其大本营确定的保守占领区为主的方针,把打击的重点指向华北的八路军。到1939年4月,华北日军总兵力达到十五个师团又十个旅团,占其侵华兵力三十个师团的半数以上。

日本华北方面军为达到首先集中优势兵力摧毁抗日根据地,尔后分散兵力占领要地建立据点,反复进行“机敏神速的讨伐”,从而由“点线”扩大为“面”的占领和确保占领区安全的目的,从1939年1月到5月,首先以三个师团沿平汉路以西封锁山西边境,切断北岳、太行山区与冀中、冀南平原的联系;尔后以主力对冀中、冀南和山东北部实施大规模的“扫荡”,再转移兵力“扫荡”太行、太岳山区。6—9月以后,则分散兵力,广泛建立据点并以之为依托进行反复“扫荡”作战。在此期间的作战行动中均频繁使用化学武器。

1939年1月初,日军调集第10、110、104师团各一部计三万余人,分多路对我冀南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我八路军386旅在香城固地区设伏,日军为逃脱被歼灭的命运,连续不断地发射毒剂炮弹并组织突围,使我八路军战士多人中毒,但在近战中由于难以再使用化学武器,日军自大队长以下二百余人被我全歼。

1939年1月22日至2月6日,日军第4独立混成旅团三千余人向和顺辽县进攻,企图控制山西边境地区,八路军第129师385旅接敌,在辽县东南的粟城、苏亭与敌激战,歼敌一百余人后,日军大量施放毒气掩护撤退,造成我军五百余人中毒,第18集团军总司令部朱德、彭德怀致电程潜,阎锡山称:“此次陈锡联旅在苏亭、粟城战斗中,敌人施放毒气,我中毒者已达五百余。中毒后眩晕失神,一小时内不知放枪,重者更需扶行,轻者一小时后渐可恢复。”

1939年2月4日,日军第27、110师团各一部约六千人向我冀中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攻,进至大曹村与我120师716团相遇,我军依托沿村道沟、围墙和房顶工事连续打退日军四次进攻。日军恼羞成怒,连续发射毒剂炮弹,并在我军正面及侧面施放毒气筒。我军战士以毛巾浸水、尿或包上积雪紧敷口鼻继续战斗,击毙、击伤敌人三百余人,残余日军仓皇逃往河南。八路军前指左权副参谋长将日军用毒情况通报各部队:“敌施放喷嚏性窒息性混合毒气,放法以炮弹、瓦斯筒或瓦斯罐置于工事前,待我攻击时即燃烧毒气弹,爆炸声小,有一种剧药味灰白带蓝色。中毒后即感鼻孔发热而且痛、流泪、流鼻血、咳嗽、肠胃压痛、呕吐,重者咳痰带血,轻者半小时即愈。”4月23日,驻河间日军第27师团第3联队2大队八百余人向三十里铺进犯,九时许炮击齐会村,将716团3营包围在村内,反复猛攻不下,遂向村内发射燃烧弹和毒气,并向大、小朱村发射毒气炮弹,我1、2营入夜实施反包围,日军除八十余人脱逃外余均被歼,我120师贺龙师长以下五百余人中毒。

1940年下半年,八路军总部为粉碎日军对华北根据地的全面进攻,打破其“囚笼政策”,于8月20日发动了对华北日军交通线和据点的大规模进攻,由于参战兵力达到105个团,故称“百团大战”。根据八路军总部发布的战报记载,在“百团大战”中日军使用毒剂至少二十多次,八路军中毒官兵21182人,中毒的旅级干部有八人;缴获日军毒剂炮弹57发,毒剂筒2059个,防毒面具1051具。日军在这次战役中主要使用“红筒”、“红弹”和“绿筒”;在第三阶段,为推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使用了糜烂性毒剂芥子气。在百团大战期间,日军使用化学武器主要用于防御作战。在已知的二十多例中,用于防御的占13例,借助施放毒剂以扼守据点、城镇,打退对方进攻;用于进攻的有7例,主要在战役的第三阶段,利用化学武器袭击八路军防御阵地、阻击部队,或对主要地点布撒毒剂。由于日军使用化学武器,给八路军作战造成一定损失和影响,中毒总数占伤亡总数的四分之一强,有七次由于大部人员中毒而不得不撤出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