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品故事网传奇故事

为了使已被占领地区尽快消毒,瓦斯中队作战时一般使用牵引式消毒车,有时也用人手工散播氯化钾。为开通被毒化地区道路,一般采用铺新土、干草、树枝、木板或专用草席,浸以胡麻油、豆油或甘油等方法。

日军迫击部队是配属于日军陆军作战系列中的独立炮兵部队,它主要适用于较大规模的战役行动,故而有很大的杀伤力,在大的攻防战役中,由于其大剂量地使用化学毒剂,造成了八路军、新四军、国民党军等抗日部队的大量死伤,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正面战场之毒气战

日军在中国战场实施化学战有一个发生、发展和衰落的过程,它与日本侵华战争的进程是一致的,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初期为试验性使用和普及推广阶段,战争中期为普遍而广泛使用阶段,战争末期转入低潮阶段。

1937年7月7日,日本在北平制造了卢沟桥事变。这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的重大步骤,是其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

卢沟桥位于北平广安门外西南方向13公里处的永定河上,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位置。在事变发生前,日军通过控制丰台、南口和通洲等地,已经从三面完成了对北平的包围,卢沟桥便成为华北和华中交通的唯一咽喉要道。日本要扩大侵略战争,卢沟桥自然便成为首攻目标。

日本东京的消息灵通人士之间就和大使说,在七夕晚上,日军在未通知中方的情况下,荷枪实弹地在卢沟桥附近地区进行军事演习,期间诡称一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这一无理要求当即遭到中国驻军的严词拒绝。正值双方交涉之时,日军开始向宛平城射击,继而炮轰卢沟桥。当时驻守此地的国民党二十七军冯志安部去星文团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奋起反击,顽强抵抗。前军长佟麟阁和132师师长赵登禹壮烈殉国。五百余人阵亡。至7月底北平、天津相继失守。日军在占领平津后,又于8月初在上海虹口机场等处寻衅滋事,8月13日晨,日军在重炮的掩护下,突然对上海的闸北、虹口、江湾等地的中国驻军发动进攻,并对居民区进行狂轰滥炸。其目的是要迅速占领上海进逼南京,以直接打击蒋介石统治的政治经济中心,以实现其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当时驻守在上海的国民党军队奋起抵抗,英勇杀敌,许多官兵为国捐躯。卢沟桥事变的发生,是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的标志。淞沪抗战的炮声,唤起了中国人民团结御侮的抗战精神,促进了中华民族抗日救国的新觉醒,从此揭开了中国全面抗战的序幕。7月11日,日本政府发表了《关于向华北派兵的声明》。7月27日,闲院宫载仁参谋总长下达了临参命第65号命令,大举向我华北地区增兵,其中就派遣了迫击第3、第5大队和第一野战化学部。8月24日,日军参谋本部决定组建华北方面军,8月31日,根据临参命第82号命令下达的华北方面军战斗序列决定,继续增派化学战部队,计有第1、2野战毒气厂,野战毒气第13中队,野战毒气第6、8小队。在华中方面,日军根据8月15日临参命第73号上海派遣军编成的命令以及10月30日关于上海派遣军毒气队本部编成的临参命第137号命令,在上海派遣军中配属了迫击第4大队、野战毒气第7中队和第2野战化学部;毒气队本部由野战毒气第1、第2(甲)、第5、第13中队以及第6、7小队组成。根据10月20日下达的临参命第120号命令,在组建的华中派遣军第10军中配属了毒气第6中队和毒气第8小队。到1937年10月底,日本派驻中国战场的化学战部队已有四个迫击大队、八个野战毒气中队、两个野战化学部、两个野战毒气厂,另有两个联队的兵力和必要的保障机构,成为战争初期日军推行化学战的骨干力量。

1938年初,日军在华北地区推行化学战,由准许使用催泪剂扩大到使用喷嚏剂。日军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于4月1日在给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和驻蒙兵团司令官莲沼藩下达的“大陆指第110号”命令中指出:

“1.使用目的:扫荡盘踞于山区的敌人;2.使用地域:山西省及邻近的山区;3.使用方法:力求与烟幕配合使用,严格隐匿使用毒气的事实,消除使用毒气的痕迹。”

日军华北方面军及第一军传达了以上指示,并于5月3日发出了“关于使用特种器材保密的指示”,提出了一系列隐蔽使用企图和彻底销毁使用证据的具体措施:“对保存毒气器材的筒、箱上的标记一定要消除;收集并交回使用后的红筒;进行教学时,不使用印刷品,禁止被教育者以外的人进入,学习内容不得外传;使用时尽可能将使用地域内的敌人歼灭,以销毁残存证据;避免在居民地及其附近交通方便的地方使用;使用毒剂的器材不能落入敌人的手中;不要利用当地的居民和车马搬运使用毒气的器材;在使用毒气后的对敌宣传中,要表明使用的只是烟幕而不是毒气”。在日本国内,日本新闻界按照陆军“时政指导方针”的导向,把真相完全颠倒过来,一再做出不是日本而是中国军队使用毒气攻击的报道。

1938年1月,日军华中方面军以三个师团的兵力从滁县北上,企图打通津浦线。3月,第10师团濑谷支队所辖步兵第63联队及第10炮兵联队,野战重炮兵第2联队、战车队、装甲车中队等部开始进犯台儿庄,拉开了徐州会战的序幕,中国守军第31师在师长池峰城的指挥下顽强进行正面防御作战,第27师师长黄樵松,第30师师长张金照率所部在台儿庄两侧不断进行反击作战,日军不断使用毒剂炮弹和毒剂******,造成中国军队官兵大量中毒,我军在英勇反击中缴获了注有昭和12年10月制造的催泪筒和毒剂炮弹。5月19日,日军第3师团所属森田支队沿津浦路北进至固镇地区,向我守军第1师第809团既设阵地进攻,配属于森田支队的第13毒气中队在固镇东沿二百至三百米的南北一线,布设了一百六十九个毒剂筒,于下午二时同时点燃,在五百米宽的正面上毒烟覆盖了整个集镇,日军于二时零五分,全部戴上防毒面具冲入镇中,致使中国守军在没有防护器材的情况下大部中毒,余部被迫撤离阵地,日军仅用三十分钟就占领了固镇。6月2日,日军第3师团一部从新城口渡过洛河,大量发射毒气弹,造成中国守军一个营全部中毒牺牲。

鉴于在整个徐州会战期间日军大范围地使用化学武器给中国军队造成大量伤亡的事实,中国政府于5月9日向国联秘书长提出指控,指出:“日军以种种借口在山东前线使用了毒气。据报告证实,日军正在加紧准备大规模使用毒气,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用毒气来扭转战局,由新编独立机械化部队组成的两个化学兵营在本间陆军中将的指挥下,于4月19日离开神户,经青岛派往山东前线,另有一支机械化部队在陆军少将菊池指挥下恰在此时也离开日本前往山东南部,其中配属化学战部队。更多的化学战部队正不断由日本派往中国”。

日军在徐州会战中进行的化学战,带有通过实战使用、摸索经验、教育部队的试验性质。因此,会战刚结束,日本大本营就马上编写了《毒瓦斯之使用及战例》的小册子,作为绝密件普遍下发到中国派遣军各师团、旅团、联队一级,借以扩大化学战经验,并在要旨中指出:“关于特种烟之效果,征诸本事变之战例,对于成果之利用,不无功亏一篑之感。使用特种烟攻击时,能迅速利用其成果,实行大胆之突入,以扩战果,乃战胜之捷径。”从以上可以看出日军在中国战场为达到速胜的目的而扩大使用化学毒气应用于今后作战的意图,预示着大规模开展化学战的到来。

徐州会战后,日本大本营认为“只要攻占汉口、广东,就能支配中国”,“攻占武汉是早日结束战争的最大机会”。自南京陷落后,武汉就成为国民政府的临时首都,成为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的中心,也是中国东西南北水陆交通的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当时中日双方必争之地。因此,武汉会战也就成为双方投入兵力最多,战线最广,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一场战役,日军的化学战规模也从此进入高潮。

1938年8月22日,日本大本营正式发布攻占汉口的命令,在此之前,日本陆军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于8月6日给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烟俊六下达了“大陆指第225号”关于“今后准许使用红筒和红弹”的命令。在武汉会战中,日本华中派遣军化学战部队部署有:野战毒气第2队,第5、13中队,第8小队;迫击炮第1、3、4、5大队;特种气象班四个,毒气战特种班(由毒气军官组成)两个,野战化学实验部。在滁县设立毒气本部,在九江、马头、广济、黄冈、瑞昌、德安、咸宁、固始、潢川、商城设立毒气分厂,日军各师团炮兵及迫击炮部队,毒气部队的化学弹药均由上述补给系统按计划配发补充,实际配发各类毒剂筒二十六万二千四百八十四个,各种火炮毒剂弹一万五千二百二十九发,毒剂********二万四千四百二十九发。这些毒弹的装填仅化学毒剂就用去了三百吨。三十多万日军参战部队随即在跨越四个省区、上百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大地上残暴地施发毒气,屠杀中国军民,把化学战推向高潮。据1938年8月23日中央社南昌电:“敌军猛攻赤湖东岸,企图积极夺取我瑞昌,竟惨无人道施放毒气,我两营官兵,除营长(李戈)曾事先负伤扶出火线,排长一、士兵二中毒较轻得生还外,余在阵地作战壮烈牺牲,尸横遍野,惨不忍睹!毒气散布区域,在白马湖以东,中毒者鼻孔流血,类似窒息性瓦斯。”据时代出版社1938年的《日寇暴行录》中所列出的1938年9月1日至9月28日间,日军在长江两岸各战场(皖南战场除外)施放毒气,几乎达到无日不用、无地不用的状况,现记录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