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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上半年,日军华北方面军以冀中为重点,先后对冀东、冀中、北岳和冀南进行了“扫荡”作战,从5月1日开始,日军以第110、26、41师团又二个旅团共五万余人,采取“铁壁合围”、“拉网战术”,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最残酷、灭绝人性的五一大扫荡,仅5月23日至6月12日的二十天内,日军即施放毒气十次,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使用毒气毒杀八百余人的“北疃惨案”,给八路军官兵和平民造成重大伤亡。抗日根据地被分割为2670块,大部沦为敌占区,部分变为游击区,部队减员一半。一时间,冀中平原上呈现出“村村建岗楼,抬脚上公路,无家不戴孝,处处是狼烟”的悲惨景象。

1943年是世界法西斯力量衰落的一年,日本的侵华战争也开始走下坡路,日军在华北的兵力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而急剧减少,战斗力下降,而我华北抗日军民经过1941—1942年的艰苦斗争,开展了广泛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采取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破袭战等形式积极打击敌人,恢复和扩大了抗日根据地。

日军侵占京沪杭地区后,华中出现了大片的沦陷区。由八省十三个地区中国工农红军游击队改编的新四军肩负抗日救亡的历史使命挺进敌后。到1940年底我华中部队已发展到九万人,对日军作战二千四百余次,毙伤俘日军达五万余人,建立了皖东、皖东北、豫皖苏边、苏北抗日根据地,扩大了苏南、皖中根据地。1943年,新四军就对日军作战四千五百余次,粉碎日军千人以上“扫荡”三十余次,歼灭日伪军36000人。1944年,日本侵略者为扭转太平洋战争和中国敌后战争的被动局面,保持其在海上交通线被切断后能维护陆上交通与本土及东南亚的联系,发动了“一号作战”,打通平汉、粤汉、湘桂铁路,摧毁中国鄂北、湘西老河口、芷江等空军基地,使国民党军在日军进攻面前迅速溃败。但与之形成强烈对照的是,我敌后战场广大抗日军民在此时展开局部反攻,并向河南、湘粤边、苏浙皖进军,到1945年夏,共歼灭日伪军47万人,攻克城市七十余座,恢复国土面积32万平方公里。在我华中军民的反攻作战中,日军为求自保经常性地使用化学武器。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八一五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日军使用化学毒剂杀害中国人民遍及中国大陆十九个省区。据不完全统计,日军用毒次数达二千次之多,造成有记载的人员伤亡达十万人。遭受化学攻击次数最多的是山西省(270次)、江西省(198次),湖北省(186次)、河北省(117次)。在正面战场,已判明日军使用毒剂种类的617例中,使用刺激性毒剂546例,占81%,使用光气、芥子气等致死性毒剂125例,占19%;判明日军化学攻击方式的有1182次,炮兵、迫击炮使用毒剂759次,占64%,其次使用毒气筒、毒剂******384次,占29%,另有空投毒剂炸弹及地面布毒79次,占7%。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达到迅速占领中国全境的目的,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使用化学武器,一个主要因素,就是认为化学武器是一种大面积杀伤性武器,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军事比较落后,没有任何防护的国家来说,使用是“有效的作战手段,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可以“取得始料未及的效果”。但是,多行不义必自毙,在中国人民的英勇抗击下,日本帝国主义无论使用什么先进的武器,也挽救不了必然灭亡的下场。

日遗化学武器的伤害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从而极不光彩地结束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长达15年的侵华战争。但从那时起到现在的六十多年中,日军遗弃在中国大陆上的化学武器伤害事件不断发生,给处于和平建设中的中国人民造成了极大伤害。

在日本宣布投降之前,日军驻华各部队都接到就地销毁使用化学武器罪证的命令,将贮存、部署的各种化学武器就地掩埋,或投入到江河湖泊中销毁罪证。关东军第五一六部队原队员高桥正治和若生重作回忆说,他们于1945年8月13日午后三时接到命令,在三天时间内销毁各种文件,并把库存的毒气弹全部投入嫩江之中,炸毁实验设施后撤退。第五二六部队士兵金子时二回忆说,他们在撤退之前,将一些毒气弹、筒、罐埋入两个直径六米、深十米的圆坑中,此外,还在接到警备榆树屯任务后听到宣布投降的消息,即把部队随身携带准备对苏联红军作战时使用的526枚毒气弹就地深埋。

齐齐哈尔市乃至东北地区沦陷长达14年,这里被日军视为进攻苏联的前哨阵地和全面占领中国的后方基地,因此把专门研制各种化学武器的第五一六部队部署在了这里,也因此在五一六、五二六部队撤退时,在这里遗留了大量的化学毒弹、毒剂,给齐齐哈尔人民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据1953年11月2日东北行政委员会、东北军区联合命令急密件《关于敌伪遗留东北地区各种毒气弹的处理问题》中统计:“东北地区敌伪遗留之各种毒气弹很多,近据东北军区军械部初步调查,计松江省海林县斗银村三百发,穆棱县佳木台沟一千五百发,阿城县荣合村三万发(另有芥子毒剂一百一十六桶),巴彦县兴隆旗一千二百发,吉林敦化县四万二千三百九十六发,沈阳于今年四月间又运往该地二百吨。齐齐哈尔近郊一千二百发。共计全区已发现的毒弹大约七万七千九百九十六发,合一千五百吨。”另据《吉林省处理废弹、毒气弹工作中存在的几个问题》报告记载:“珲春县第五区甩湾子村附近图们江中据估计有五千余发毒气弹,现在水深五公尺,并被砂泥积淤,人力很难进行处理。”据东北军区军械部报告“械捡呈字第2号”记载:“东北区除辽东、辽西、热河三区外,松江、黑龙江、吉林省内均散存有敌伪遗弃之各种废弹(包括毒气弹),数量极大,散存面积也广,故当地居民性命财产和精神上都蒙受着莫大威胁……1953年2月工业部机械十一厂前去富拉尔基、昂昂溪一带,收购废弹中掺杂许多毒弹,在运输过程中毒剂流出,烂伤工人七十多人,窒息性毒弹经过汽车震荡毒气溢出,二人内部气管中毒,经医院急救过来后又转为肺病。又如:吉林省敦化县十一区马鹿沟通往林区的要道旁散放约两万发,大都是七五口径之毒弹,据当地群众反映,在1952年8月林业局修路工人到该地修路时,因毒剂流出伤二十七人,有许多烂坏手脚等。类似这样的情况还很多……”

日军遗弃的化学武器究竟给中国人民造成了什么样的伤害?迄今为止已发现遗留在中国大地上的化学毒弹、毒剂数量和分布情况又是如何的触目惊心?

现住吉林省敦化市郊林胜乡大甸子村的黄春胜老人,在60年前的1946年8月,曾与同村的几个村民受到日遗化学武器的伤害。据他回忆说:“我和我哥哥还有同村的几个人到离村不远的马鹿沟去打草。那时的马鹿沟里堆得到处都是小鬼子的炮弹,有一人来高,跟柴垛似的。在我打草的附近有一颗没有盖的炮弹,从里面往外淌水。我在捆草时沾在草上的水有些溅到我的右裤腿上,只溅上一点儿,就像五分钱硬币大小,那痕迹就像蹭了一块油一样。过了一会儿,我感到右腿很难受,把裤子卷起来一看,起了一个大泡,非常疼。可能是那炮弹有问题,我当时这么想,于是就急忙往家走,右腿已开始越来越麻了,经过一条河时,我就用水洗,可是越洗越厉害,右腿大腿以上的部位全起了大泡。回到家把泡挑开一看,里面全是像鸡蛋清一样的黏液。后来虽然被当时开拓团的叫佐藤汀的医生做了治疗,但到现在一直行走不便,到阴天下雨时就更难受。”

1950年5月,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第一师范学校修改校舍时,从地下挖出了两个大铁桶,形态很特殊,顶端呈凹状,上面有三个螺栓,工人们不知是什么东西,就拧开了螺栓,一股特别的气味冲出,有一个人以为是酒,就喝了一口,立刻觉得不对,但已经晚了。据当时任化学教师的崔英勋介绍说,他当时认为是甘油,就用手蘸了一点抹到手背上,但马上发现判断错误,就马上去洗手,但已经来不及了,两小时后,就身上冒汗,手和胳膊开始发红,疼痛,起大水泡。和他一起受到伤害的有八个人,其中喝毒剂的那个人当天晚上就死了,其他人被送进医院,当时医院里有四个被留用的日本医生,认定是受糜烂性毒剂的伤害,涂了一些治疗烧伤用的药膏。据当时同时受到伤害较轻的周先生说,崔老师受伤的部位淌着黄水,皮肤严重溃烂,有的地方露出血管,还在跳动,而当晚就死去的那个人嘴和舌头上都布满了水泡,大张着嘴大口大口地喘气,相当痛苦。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公安局治安科科长陈友从1958年就同日本遗留的化学武器打交道。据他讲,根据群众举报,日军撤退前,曾有一列军车停在滨江桥上,向松花江中倾倒了大量弹药,经过周密的调查,确认第四根桥基下确有大量弹药,绝大部分是毒气弹。这和关东军第五一六部队向嫩江中倾倒毒气弹如出一辙,这些东西至今仍深埋在江水中。日本关东军第五一六部队在撤离齐齐哈尔前向嫩江中抛弃库存的化学武器一事经原五一六部队队员证明事实存在,我曾在1993年冬天与省地质部门合作,利用电磁法探测嫩江桥下,证明有强磁存在,这说明日军的化学武器仍深埋在嫩江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