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此的目的是——”我刚开口，就被诺凡博打断，“无需对此赘述。你请我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派克茨维斯基先生。我应该对你坦诚点，所以我就把话说明白吧。一年中总有那么三四次，像你这样的人在冬日花园出现。他们对我讨好奉承，然后请求我参加访谈或者出席公共场合。这些人，可能代表着一个多少有些身价的机构，也可能是特约记者或者媒体的说客。不过他们请我在公众面前露面的目的都只有一个，就是想要大众看到，那个曾经因反对自动化而名噪一时的家伙，如今在企业专家系统的黄金时代是如何苟延残喘的。他们希望我或者以反驳的姿态出现，或者对此表现出妥协。他们还承诺，如果我的表现能够令大众满意，他们将会为此支付大笔的金钱。不过真正讽刺的是，他们太异想天开了，他们的要求就像我当年的所作所为那样天真。我不会再出现在媒体面前了，虽然我曾经以公开露面为常事；我也不会再签署任何合同了，虽然我曾经签订过不少。我已经退休，各个方面都退休了。那么现在，你是应该把你的时间用在更值得的地方呢，还是我们再去喝一轮咖啡，然后谈点其他的事情？”
“呃……”我犹豫了。
“当然，考虑到你可能将我们的对话录音，我得明确声明，我在这次会面中所说的每句话，以及将来可能说的话，其所有权都归属于《北京协议》以及第52条修正案。”
说完后，他露齿而笑。他的牙齿看起来的确是真的。不过如今，很多人的牙齿看起来都很真。当然，如果像隔壁桌的那位老古董的牙齿，就不会看着那么真了。
“看来他对知识产权法很了解，”祖父说，“这方面，他已经把话说死了。”
“可能吧，”我说，“不过这也没什么影响，我又不是掏钱请他在合同上签名。”
“那你究竟想从他身上得到什么？或者，我应该说，莱妲究竟想从他身上得到什么？”
“她想让我把加法尔·布鲁姆的事情说给他听。其实，她想让我邀请他参加笛卡尔剧场的公演首夜。”
“就这样？”
“就是这样。”
“那么，她的客户所希望看到的，就是诺凡博出席布鲁姆的死亡表演。”
“嗯，基本是的。”
“他没有明确说明他的目的。”祖父的照片静止了几分钟。这表明，他正在对此进行深入思考，不过这也可能是传感器的电压不足所导致的。
我说：“在布鲁姆名噪一时的时候——您记不记得这个人啊？应该是80年代的时候。”
“2080年的时候，”祖父沉吟道，“我不清楚。我只记得，我曾经记得的这些日子。我拥有的记忆，就是我对这些事情有记忆。记忆对我而言就像是气泡，托比，这里面并没有实质。当我伸手想要触碰它们的时候，它们就消失了。”
回到2080年代，费里奥·诺凡博是一位著名的知识分子、哲学家，类似于历史上苏格拉底或亚里士多德。
在那些日子里——全球人口在大瘟疫年间剧减之后，重新稳定在20亿左右——对于处于萌芽阶段的合理化政策而言，将自动化渗透到日常生活中显得遥不可及。自动化专家系统、神经假体、资源分配条例以及救济金，所有的这些都是新兴的概念，充满争议。费里奥·诺凡博质疑这所有的概念。
他属于无党派人士，也不支持任何运动，尽管如此，很多党派和运动都宣称了他的加入。他的著作《人类灵魂之暮光》使他名声大振，很多人把他喻为“荒蛮之地的福音传道者”。但是真正令他成为媒体名人的是他的个人风格：一开始谦虚有礼，然后变得狂热、严苛、尖酸、迂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