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承志夫妇也很关心我。廖承志喜欢开玩笑，逗我开心。夏天，我穿着旗袍，站在坡上，肚子挺大了，廖承志把我肚子拍拍说：“你这习惯要收着呀。”
10月4日，初秋时分，气候宜人。这一天，邓大姐兴高采烈地对大家宣布：“今天，我们中共代表团又增添了一位新成员。程浩与丁宁的孩子出生了。”
周副主席和邓大姐到医院看望我。他们高兴地抱着孩子，不停地用手抚摸他的小脸蛋。
邓大姐说：“这是革命的宝贝，就叫宝宝吧。”
问：在上海从事地下机要工作，您与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主人公原型一起战斗过？
答：1946年11月，国民党召开一手包办的伪“国大”，国共关系破裂，和谈失败。周副主席派我和程浩去中共上海局，继续从事译电工作。
1947年1月，我和程浩由中共上海局派遣到台湾建立秘密电台。我化名李冰玉，程浩化名邵祥云。8月，因保护人被捕，上海局通知我和程浩返回上海。
我俩仍然从事机要工作。程浩负责译制党中央来往电报，我带着孩子，隐蔽性强，担任机要交通。在白区工作，为了安全起见，都是单线联系。程浩这条线的工作流程是：李白（原名李华初，曾用名李朴，化名李霞、李静安。湖南省浏阳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湘赣边秋收起义，1930年8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6月在江西瑞金中央军委无线电学校第二期电讯班学习无线电技术，结业后分配到红五军团任电台台长兼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全面抗战爆发后，李白受党组织派遣，化名李霞，赴上海担任党的秘密电台的工作。1942年9月，李白与妻子裘慧英不幸被日军逮捕。
1943年5月，经党组织营救获释。抗战胜利后，李白到上海继续从事党的秘密电台工作。1948年12月29日深夜被国民党特务逮捕，1949年5月7日牺牲。他是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主人公李侠的原型人物——整理者注）收电后，交程浩译电；上海给党中央的情报，经程浩译成电码后，送到李白电台和秦鸿钧电台发往中央。中间互相传送电码，单线联系，不固定传送，以防万一有人被捕，暴露组织。我和李白的妻子裘慧英是单线联系传送人，接头地点大多在虹口公园（今鲁迅公园）门口，距离李白住所黄渡路107弄15号不远。
1948年12月29日深夜，李白被捕，程浩和我并不知道李白电台已被破坏。第二天，正是我与裘慧英接头的日子，地点虹口公园。我们的接头暗号：右手捏右耳的下垂。
清晨，我按时来到虹口公园，慢慢地朝接头地点走去，并警惕地观察着周围，仔细寻找“右手捏右耳下垂”的人。接头时间越来越近，却没见到接头人。我有些不安，转身往回走，隐约觉得有人跟踪，但不敢多看，而是加快脚步，东拐西绕地回了家。
一连3天，我都早早来到虹口公园，却始终不见交通员。但最后这天，出现了意外。
我在接头地点附近走来走去，不时地看表，这个时间逛公园的人很少，加上时局不稳，平时也很少有人出来闲逛。我假装漫不经心地打量着过往行人，总觉得附近有双眼睛盯着我。我心里有点不安，嘴里哼着戏文，慢悠悠地往公园外走去。果然，发现不远处有人跟着。我加快步伐，那人也快步跟上。我慢下来，那人也慢下来。我想坏了，被特务跟上了，一定要甩掉他。如果我不能在规定时间回家，程浩一定知道出事了，他们会立刻转移。最坏的结果，即使自己被抓，也不能连累其他同志。
想到此，我定下心神，快步往电车站跑去，特务也飞奔过来。等他快到跟前時，车站已有许多人，这时我突然一个转身，与特务打个对脸。我揪住他，喊道：“流氓，耍流氓呀！”等车的人涌了过来，特务被突如其来的行动给闹蒙了，脚步也踉跄起来。人们开始推推搡搡，喊叫着：“光天化日，好大胆。瘪三，打流氓呀！”特务被围起来，只得使劲挣脱，往人群外挤。可围观的人很多，他挤不出去。这时电车到站，顺着上上下下的乘客，我赶快挤上车。特务还没缓过劲来，电车开走了。
我有意多坐了几站才下车，确定无人跟踪，再换车回家。我冲到屋里，看到刘长胜（时任中共上海局副书记）正跟程浩说话，他们一直在等我。
听完事情经过，刘长胜说：“李白同志一定是被捕了，他太太也一定受到特务的监视。现在看来，李冰玉（我的化名）同志应当马上转移。”。
随后，我和程浩又搬家了。
“文革”中，裘慧英受到冲击，有人污蔑她在1948年12月29日深夜被捕后叛变，到北京找我外调。那时，我也受到批判，但我坚定地对调查人员说：“你们不了解当时的情况，裘慧英没有被捕，更没有叛变，我可以证明。”
我为裘慧英写了一份证明：“裘慧英同志没有被捕，更没有叛变，是坚定的中共地下党党员。当年是我与她接头。”
问：上海解放前夕，您冒险出城送情报，请讲一下事情的经过。
答：1949年3月，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对全城实行宵禁，进出城区的人必须接受严格盘查。大街上，每天都在杀害共产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