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7日，上海局秘密电台所在地遭国民党特务破坏，报务员秦鸣钧、联系电台的张困斋（张承宗之弟）先后被捕牺牲。党中央和华东局非常关心上海地下党，指示刘长胜、张承宗等人撤退。但二人认为，解放军渡江战役即将打响，上海地下党工作繁重，任务紧迫，决定妥善隐蔽，留沪指挥。
刘长胜与程浩商量，将党中央的电报和情报尽快送往南京。另外，为南京地下党组织带去经费，建立地下电台。程浩提议：“此次任务紧急重大，还是派我爱人去吧。一来李冰玉是经过白区工作考验的老同志，对敌斗争胆大心细；二来她对党忠诚，周副主席和邓大姐及钱瑛大姐都了解她。”
刘长胜同意了。当天晚上，程浩向我谈了组织的决定：“这次任务重大，不宜单独行动，组织上派庄佩林与你一起走，有事也好商量。另外，上海局派庄佩林到南京地下组织从事译电工作，你要负责教会她。”我一口答应：“你放心。”
如何出城？程浩想了一个办法，他说：你带上小敏（二儿子），把密码、情报用油纸布包好，塞进他的尿布里，至于金条……”我灵机一动，抢过话头：“我缝进呢子大衣的垫肩里吧。”
3月19日清晨，我俩仔细检查了准备工作。临行时，程浩又嘱咐：“万一出事，采取紧急措施，毁掉尿布，拼死保守党的机密。”
我抱着儿子小敏，带着庄佩林来到上海火车站。站岗的宪兵斜着眼上下打量我们，我拿出组织上事先准备的地址递给宪兵，又打开小敏的小被子，故作夸张地对庄佩林说：“你看，我说在车上换一次尿布，你说不用，瞧，屎都出来了。”
庄佩林也假意抱怨：“谁让你没完没了地给他喂吃的，小孩子是直肠子，那还不是吃了就拉嘛。”
宪兵一听，捂着鼻子，连地址也顾不上看，急忙打发我们走。我们走进车站，直到瞧不见站口的宪兵，才长舒一口气。
4月7日中午，我们闯过道道关卡，终于顺利到达南京。
问：您带着孩子出色完成任务，程浩对此如何看？
答：到南京与我接头的人是地下党南京市委委员史永，见到我们，他又惊又喜地说：“听说上海宵禁，我们正担心密电码怎么送出来。没想到，上海地下党派的是女同志，还带着孩子，了不起。”
我来不及和史永多说话，提出尽快执行任务：一是找地下交通，把密电码和中央给刘晓（时任中共上海局书记）的指示转交江北三野司令部，且务必在今天晚上送到；二是转交南京地下党的活动经费；三是立即与上海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
在史永的带领下，我们赶到长江边三野司令部临时接头地点。同志们听说我们把密电码藏在孩子的尿片里带出上海，又是赞许又是敬佩，都说：“咱们的小家伙给解放南京立下大功了。”
到达南京的当晚，三野与上海的机要通信就建立起来了。在上海的刘长胜、程浩收到三野司令部给刘晓的电报后，知道我们已经完成任务，非常高兴。
第二天，我与陈修良（时任南京市委书记）在约定的地点见面。我向她转达了刘长胜书记的指示，并上交两根金条。陈修良对我冒险从上海往南京送情报给予高度评价，嘱咐南京地下党同志积极配合我的工作。
对于我冒险出城送情报的事，我丈夫程浩曾给予了中肯的评价：“李冰玉同志冒险从上海往南京送情报，是为了转移，也是迫不得已。当时南京、上海的国民党反动政权马上就要失败，一片白色恐怖，革命者每天都在流血。中共上海局为了与三野司令部、南京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想了许多办法都不成功。当时有地下交通共计5人，因为责任重大，必须非常可靠，这样的人找不到。换句话说，就是有人怕死，不敢去，在革命的紧要关头，成了软骨头。李冰玉同志冒险出城是九死一生，如果敌人搜出了密电码和情报，3人都得牺牲。李冰玉同志勇敢地接受了任务，是一位经受了生死考验的共产党人。”
1949年6月4日，我们一家在解放后的南京相聚。第二天早上，司令部来人，通知程浩到二野司令部看中央给他发来的电报。电报是童小鹏发的，电报内容是：“速来北平，到组织部报到，工作、学习。”
据童小鹏说，这是周副主席亲自布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