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月29日，周副主席带领我们一行18人乘坐美国飞机，从延安出发赴重庆。由于天气恶劣，当晚降落西安。第二天早上，从西安飞重庆。不料，飞机在飞越秦岭时遇险，当天中午飞返八路军西安办事处。
办事处的同志给我们准备了晚饭，大家聚在一起议论纷纷，对飞机上的惊险场面心有余悸。这时，周副主席走进来，亲切地和大家打招呼。大家围上去，争先恐后说着自己的感受。周副主席微笑着，耐心地讲解应对飞机颠簸的经验，他的关心、镇定和亲切鼓舞了大家，气氛变得愉快起来。周副主席还一个一个地询问，身体怎么样，在飞机上呕吐了没有，等等。问到我时，他和蔼地说：
“小鬼，你害怕没有？”
我说：“我没害怕。”
他问：“为什么没害怕？”
我说：“因为我不知道那是降落伞，背它起什么作用。当我注意到小扬眉在哭，还听到李金德说‘我抱着你，我们两个一块儿。’我还不知道要跳飞机，心想他俩一块去哪里呢？”
周副主席哈哈大笑，对大家说：“丁宁同志说得好，不知道就不害怕了，这也不错。”
问：1946年4月8日，王若飞、邓发、叶挺等人从重庆回延安，您记得临别时的情景吗？
答：1946年4月8日，中共代表团就国共谈判中关于部队整编等重要事项，必须回延安向党中央汇报。王若飞、秦邦宪、邓发、叶挺一家等13人，准备搭乘美方飞机回去。
我当时已怀孕，要到医院检查身体，因顺路，邓大姐让我搭乘送同志们去机场的车。那是一辆卡车，上面放了不少行李，同志们就坐在行李上。王若飞主动招呼我坐下，并嘱咐我要多保重。車开动后，王若飞谈兴很高，他讲自己在苏联留学的事情；讲在狱中如何与敌人斗争，如何把特务打了一顿；讲他第一次见到毛主席的情景；还讲到他的夫人李培之及儿子毛毛（王兴）。我入神地听着，心里更加敬重他。
快到机场时，一旁的邓发提醒道：“小丁，快到机场了，你跟我们回延安呀？”大家被逗笑了。我说：“邓校长，这会儿叫我回延安就好了，我真想回延安呢！”邓发在延安时曾任中央党校校长，我习惯称他邓校长。
分别时，大家紧紧握手，依依不舍。王若飞说：“小丁，延安见，下次见面接着给你讲。”邓发挥着手说：“小鬼，放宽心，延安再见。”我走到小扬眉跟前，安慰她说：“这次有你父母陪同，坐飞机不怕了。”叶挺出狱那天，曾给同志们发了糖果，趁此机会，我对他也表示感谢：“叶将军，你给的糖真好吃。”
不曾想，飞机失事，同志们全部罹难。那天，是中共代表团成员最黑暗的日子。晚饭，大家都没吃。夜晚，人人难以入眠。
问：听说在您怀孕期间，同志们给了不少照顾？
答：1946年5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中共代表团也要随迁与国民党继续谈判。代表团工作人员分批去南京，一部分同志乘船，一部分同志乘飞机。5月3日，国民党给代表团准备了两架飞机，一架由周副主席带队，一架由董老带队。我有孕在身，组织上照顾我，让我随董老一行乘飞机。不料，飞机刚起飞，就出了故障，赶快折回来，第二天再飞。
坐船去南京的同志很辛苦，途中因撞船，报务员叶晋之（著名历史学家叶蠖生的女儿——整理者注），不幸坠江牺牲。
到达南京后，周副主席将机要科人员安排在他的办公室楼上。机要科24小时工作，为了不影响周副主席和邓大姐休息，晚上工作时，大家不穿鞋，光着脚。
南京是个火炉，天气炎热。机要科在楼上，本来就很热，为了保密，不能开窗户，无论白天夜晚都用厚厚的窗帘遮着。为了降暑，我们把脚泡在凉水盆里，男同志打着赤膊。
一天，邓大姐敲门进来，看了一眼，一句话没说，转身就走了。没过片刻，门外又响起了脚步声，有人在说话。“哎，好像是周副主席和邓大姐的声音。”我小声地说。大家停下手里的工作，抬起了头。门推开了，周副主席和邓大姐手里拿着大茶壶和杯子，两人乐呵呵地进屋。程浩赶快接过他们手里的东西，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副主席，您瞧我们这样，太不文雅了。”几个男同志慌忙找汗衫往身上套。
邓大姐拦住大家，说：“辛苦了，这么热的天，大家休息休息，先喝点菊花茶，解解暑。”
“你们是干保密工作的，要注意安全，我住在楼下，给你们放哨！”周副主席风趣地说。
那段时间，周副主席和邓大姐经常泡菊花茶、煮绿豆粥，亲自送到机要科。
代表团成员的关系特别好，亲如一家人。团里有好几位孕妇，只有我是生头胎，没经验，全靠大姐姐们帮助。只要我一出机要科，她们就围着我，问长问短：“哎呀，预产期是哪一天呀，怎么样了，有什么感觉啊，小孩子的衣服准备好了吗？”
我不会做小孩子的衣服，也没有东西可做，除了铺盖卷，就是常穿的几件衣服。于是，邓大姐把她的几件新旗袍拿出来，董老的爱人何莲芝则帮我缝制婴儿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