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9日下午，小沼正接到井上日昭的通知：井上准之助预定于当天下午在东京帝国大学附近的某小学作竞选演说，要他立即行动。
小沼正接到通知后，马上乘电车赶往指定地点，在那所小学门口徘徊监视，等候行刺的目标出现。尽管他在马路边来回遛达，吸了无数支香烟，但并未引起众人的注意。因为他让人看起来像一个心情不安的贫寒大学生，在等候一位女友的到来，或是等待一场重要的考试结果。这种角色在马路边可以经常看到，不足为奇。
下午8时许，井上准之助乘轿车来到了小学门口。他为了支持一名候选人而来此地作竞选演说。那位候选人下车后，向一个政治性的欢迎团体鞠躬致意，66岁的井上准之助也下了车，他向前走了五六步，正向人群颔首致意时，早已等候在附近的小沼正从旁观的人群中冲出来，朝老人的背上开了三枪。井上当场倒地，很快便死去。后经医生检查，小沼正一颗子弹射进他的左臀，另一颗子弹射进他的右肺，第三颗子弹击碎了他的脊骨。
血盟团的刺客小沼正被警察逮捕后，受到了良好的待遇。几个月后，他红光满面地在法庭上受审，身体显得十分健康。
在小沼正刺杀前大藏大臣的同一天，井上日昭为了逃避警方的搜捕，将血盟团总部迁至浪人之王头山满住的隔壁——黑龙会开办的学生寄宿所“天行馆”。这个寄宿所的负责人是头山满的儿子头山秀和头山满的秘书、曾在中国从事过间谍活动的本间宪一郎。本间在1930年以前是井上日昭的同僚。
此后，井上日昭在他的新总部内照常指挥他的信徒，毫无顾忌地搞他的恐怖活动。那些宣过誓的血盟团的杀手们，都寄宿在附近的私人住宅里，与首领保持密切的联系，随时听候首领的调遣。
在小沼杀死前大藏大臣之后20余曰，井上日昭又命令另一名杀手刺杀日本企业界的领袖、三井总公司的常务董事长团冢磨。
这时，上海的战争已经进入尾声。3月3日，大藏省宣布：为了偿付上海战事所负的债务，大藏省将发行2200万日元的债券，希望三井和其他财团购买。但团冢磨却答复说：“全国的大企业一致认为，由于缺乏现金，他们难以合作。”
他的答复，给打着“爱国主义”旗号的血盟团找到了一个杀死他的最充分的理由。
当天晚上，井上日昭把一支手枪和16发子弹交给了另一名宣过誓的刺客菱沼五郎，命令他去刺杀团冢磨。
菱沼五郎是血盟团最老练的杀手。他事先摸清了团冢磨的工作日程，利用其为谨慎起见，出入三井银行时总要走旁门的习惯，伺机下手。
3月5日下午，团冢磨的私人轿车开到了三井银行不大引人注目的旁门，在街边等候多时的菱沼五郎立刻冲上前去，想拉开车门，但车门是上了锁的。于是他不待警觉的司机把车开走，便隔着玻璃向车内开了～枪。这一枪命中了团冢磨的要害，使他在20分钟后毙命。
刺客菱沼五郎枪击团冢磨后并不逃走，而是若无其事地等候警察赶来将他逮捕。他要借此一举而成为民众心目中的“英雄”。
大财阀团冢磨被杀，惹怒了血盟团暗杀名单，七的头号人物西园寺公望。东京警视厅在这位年迈的政治家的干预下，开始小心翼翼地逮捕血盟团的一些成员。
3月11日，警察像对待贵客一样，把血盟团的杀人魔头井上日昭恭恭敬敬地押送到东京的一所最清洁的监狱里。
另一方面，三井和其他财团，在西园寺公望的劝告下，买进了相当于800万美元的上海战争债券，并垫支了750万美元，作为日本傀儡国“满洲国”的开发借款。
老牌浪人井上日昭被东京法庭判处无期徒刑。不过他在狱中的待遇很好。1940年，井上日昭被特赦释放。
由于蔡廷锴轻信了川岛芳子的谎话，国民党十九路军遭到日军夹击，只好放弃上海
由田中隆吉和川岛芳子精心策划并一手挑起的骚乱，大有升级的趋势。
上海的紧张局势，已经接近爆发战争的边缘。
1月20日下午3时，国民党上海市长吴铁城派人前往日本驻沪领事馆，就日本浪人及侨民的暴行，向日本总领事村井仓松提出严重抗议，要求日方赔礼道歉、逮捕凶手、赔偿受害者损失，并切实保证此类事件不再发生。
1月21日上午8时，日本总领事村井创松前往上海市政府，会见市长吴铁城，当面表示遗憾，并保证缉拿凶犯，予以严办。然而村井并非仅为道歉而来，他紧接着就日本僧侣被殴一事，向吴铁城提出了4条要求：向日本道歉；处罚肇事者；负担伤亡者的治疗费、赡养费；立即解散抗日团体，取缔排曰活动。
吴铁城对村井表示，他提出的前三条要求，中国方面可以接受，但解散抗日团体、取缔排日活动一条恐难照办，因为他难以控制人民群众的感情。
村井仓松则威胁说：“如不能照办，我们决心采取必要手段。”
所谓必要手段，当然是指使用武力。
1月22日下午，日本第一遣外舰队司令官盐泽，就日本僧侣被殴事件，向上海市政府及公安局提出严重警告：
本职切望上海市长容纳帝国总领事所提出之抗日会员加暴行于日本僧侣事件之要求，速为满意答复，并履行之，万一与之相反，为拥护帝国之权益计，吾已有采取适当措施之决心。
1月23日，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发表了措辞较为强硬的声明：
政府对日领（事）所提抗议中第一、二、三点，在合理范围内，可予考虑；至于第四项制止抗日运动，解散抗日团体一节，因系人民爱国运动，政府不能予以压迫，此点绝不能允。唯抗日团体如有越轨行动，妨及社会安宁者，当予法律制裁。
此项声明发表后，日本海军第一遣外舰队泊于上海附近海面的十艘军舰，相继驶入杨树浦江面和汇山码头，对上海市政府进行威胁。
1月24日，日本航空母舰能登占号载飞机一队驶入长江，另有运输舰上海丸号载运军用飞机三架与炸弹抵沪。日本海军陆战队于当日派500名士兵，以保护杨树浦一带日本工厂为借口登岸。
1月26日，天皇裕仁召开最高军事会议，训令驻上海第一遣外舰队司令官盐泽大将：“于必要时行使自卫权利。”
当日，日本海军军令部召开会议，做出决定：
日本自“满洲事变”以来，始终隐忍，但此次上海事件则不能默过。帝国曾经要求解散反日团体，若中国无诚意，则不得已出于实力之发动。其对策如下：
一、现状警备不足之场合，则命第三舰队出动；
二、居留民之现地保护；
三、确保吴淞一上海之间之联络；
四、为膺惩起见，扣留在吴淞口出入上海之中国船只。
1月27日，日本总领事村井仓树向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发出最后通牒：
上海市政府对日方提出的四条要求，必须在28日下午6时以前明确做出答复，否则将采取必要之行动。
此时，日本海军陆战队已处于临战状态，而上海的局势就仿佛一包炸药，只需一根火柴就可使其爆炸。
擦着这根火柴的人，是受川岛芳子指使的日本浪人。
川岛芳子挑起骚乱之后，一面继续和孙科勾搭，从他那里猎取有用的情报，一面静观事态的发展。当中日双方处于口头书面交涉、骚乱暂告平息之际，她开始有点耐不住寂寞了，觉得有必要再点一把火，给日本发动战争提供一个充分的理由。
1月24日晚上，她身着男装，头戴鸭舌帽，鼻梁上架着一副墨镜，来到日本青年同志会会员的驻地。前一天，该会会长和六名会员已向日本总领事馆“自首”，被日方“押解”回国。但仍有数十名会员留在上海，由一名头目组织“义勇队”，准备参加即将爆发的中曰战争。川岛芳子向他们下达了任务，要他们去法租界的日本领事馆纵火。
浪人们对她下达这一任务的目的有些迷惑，头目问道：“芳子小姐，我不懂你的意思，我们为何要去放火烧本国的领事馆？”
川岛芳子一笑，说：“中国有一句成语，叫‘嫁祸于人’，不知你可听说？”
“嫁祸于人？我好像听说过，但是……”
“只要你们纵起火来，中国的抗日团体就会又多一条罪状。到那时，村井总领事就又有戏可唱了。”
众浪人这才领会男装丽人的意图，头目哈哈大笑，说：“芳子小姐真是足智多谋，我保证完成这个嫁祸于人的任务。”
当天晚上，几个浪人身着中国服装，携带着纵火工具，混入法租界，来到日本领事馆的后门。但是，正当他们准备动手时，被法国巡捕发现。
川岛芳子嫁祸于人的阴谋未能得逞，但并不就此罢休。1月27日，她从孙科那里得知，上海市政府准备接受日方提出的全部要求．已有屈服之意。这一消息使她感到不快，她要让她一手挑起的骚乱逐步升级，直接导致战争爆发，而不希望日方因骚乱平息而另寻发动战争的借口。她觉得有必要再采取一次行动。
这天晚上，她又一次来到日本青年同志会会员的驻地，要他们执行一项任务，并且确保成功。
1月28日早晨8时左右，一名青年同志会的会员穿着中式便服，怀揣炸弹，大摇大摆地来到法租界。由于是白天，他的出现并未引起租界巡捕的注意。这个年轻的浪人走到日本领事馆楼前马路的对面，从身上掏出炸弹，像扔一块瓦片一样，隔着马路若无其事地将炸弹扔了出去。
这颗小小的炸弹在日本领事馆的墙根下爆炸，一扇窗户上的玻璃被炸碎。这便是男装丽人在．上海“一·二八”事变施展的最后一招。
这小小的一招，收到了很大的效果。
日本领事馆立刻抓住这一小小的爆炸事件大做文章，一面要求上海市政府派人到现场勘验，一面大肆宣传：中国抗日团体仍在继续以暴力手段危害日本人的安全。尽管上海市市长吴铁城于下午2时派员向日本领事馆送上了接受四项要求的复牒，但已不起任何作用。
下午4时，租界工部局迫于日方的压力，宣布租界地区戒严，以防止中国暴徒的袭击。
下午5时，盐泽海军大将在旗舰上与《纽约时报》记者哈里特·阿本德共饮鸡尾酒时说：“现在，吴铁城接受日本的全部要求已经于事无补。”并宣布，“今晚11点，我将派我的陆战队进入闸北，维护那里的秩序，保护我们的侨民。”
是夜11时30分左右，上海淞沪路天通庵车站一带，骤然响起激烈的枪声——奉盐泽之命向闸北推进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在此地受到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的英勇阻击。
震惊中外的上海“一·二八”事变就此爆发。
日本关东军趁各国政府的视线被上海事变吸引之际，加紧建立“满洲国”的策划。1932年3月1日，“满洲国”宣告成立。这个日本傀儡国后来的版图是奉天、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以及内蒙古东部的呼伦贝尔、哲里木、昭乌达、卓索图各盟。
著名浪人川岛浪速的养女川岛芳子，在上海事变前后立下了不小的“功勋”。她不仅为发动战争成功地点燃了导火索，而且施展勾引异性的高超伎俩，征服了国民党要员孙科，从他那里提前得知蒋介石下野的消息，以及国民党内部派系倾轧的情况。这些重要情报，对日本打赢这场战争，可说是一种战略上的鼓励。
她和驻上海的一个英国武官睡觉，轻而易举地从他那里刺探到，西方国家对于制止日本侵略“满洲”并未做出统一的承诺。她还获悉，只要不影响西方国家在上海的现实利益，各国也不会协调一致地干涉日本在L海的行动。这使得日本可以毫无顾忌地发动战争。
上海事变发生后，她曾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潜入吴淞炮台，侦得中国军队的部署和具体炮位，然后向田中隆吉的上司——临时上海派遣军参谋长田代皖一少将做了报告。这对日本制定进攻上海的作战计划，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日本在上海发动战争，目的是为了转移国际视线，以使关东军能够顺利完成建立“满洲国”的计划，并不准备将战争长期打下去。日本国内民众和企业界都不支持政府发动这场战争。于是，川岛芳子又奉日本谍报机关之命，设法摸清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的抗战意向。
川岛芳子化装成记者，前往拜会蔡廷锴将军，发现蔡将军抗日的决心非常坚决，没有诱降的可能。她一方面告诉蔡廷锴，日本军队已从上海溯江而上，建议他应该尽快结束战争；另一方面，她又告诉日本方面，说中国军队已开始抢占民宅，这表明他们已丧失战斗意志，建议日军抓紧有利时机停战。她的这些活动，事实上起到了使战局走向停战的作用。
川岛芳子还通过田中隆吉的介绍，结识了国民党政府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唐有壬，从他口中获悉一上海国民党系统的银行己濒于破产，无力支撑这场战争。这一重要情报，使日本得以掌握战争的主动权，以占据优势的姿态结束这场战争。
上海事变之后，唐有壬以泄露情报罪受到追究，在他面临生命危险之际，川岛芳子按照田中隆吉的指示，将唐有壬藏在她的住宅内达两周之久。
在上海战争接近尾声时，日军第11师团2万余名士兵得以突破中国军队的后方防线，对第十九路军形成夹击之势，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川岛芳子。
在中日双方战斗正酣之际，孙科跑到川岛芳子的寓所躲避战火，芳子趁机要挟他，要他给第十九路军所有重要将领写好介绍信，然后以此作为交换条件，偷偷把他送上停泊在上海港的日本欧洲航线的客船，使他得以逃离上海，回喊家乡广州。
川岛芳子从孙科那里充分猎取了中国政治军事方面的重要情报，将他送走之后，带着他写的介绍信，在2月底的一天深夜，身着男装，步行去拜访第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
由于事先已经过安排，川岛芳子在通过日军的防线时，日本哨兵让她顺利通过，然后朝天放了一阵排枪。川岛芳子在枪声响过之后，模仿广东话高喊救命。第十九路军的哨兵听见一个女人在用他们的家乡话惨叫呼救，便让她进入了他们的防线。
川岛芳子靠着孙科的介绍信，通过层层盘查，最后来到设在防空洞里的第十九路军总指挥部，见到了蔡廷锴将军。
她在防空洞里呆了几个小时，向蔡廷锴提供了一些关于日军部署的多少有些可信的情报，并谎称孙科还在她的寓所里，她可以为蔡将军传递口信给孙科。随后，她告诉蔡廷锴，她当天下午看到日本第11师团在上海码头下船，运送主力部队的运输舰正陆续进入港口。
蔡廷锴原来根据情报，得悉日军的两个师团正在运送途中，曾从第二线抽调兵力，加强他认为日军可能突击性登陆的沿江各港口。他听了川岛芳子的报告后，信以为真，认为日军的计划可能是以重兵从正面发动强攻，突破第十九路军的防线，于是把部署在其他地区的兵力重新调回正面防线，只在后方留卜100人和3挺机枪担任防守。结果使日军得以从第十九路军的后方突破防线，形成前后夹击之势。
2月29日，与日军血战的第十九路军，发现自己在处于人数1：3、大炮火力1：20的劣势F，遭到了敌人的前后夹攻。在此之后的48小时内，第十九路军的防线多处崩溃，蔡廷锴不得不下令放弃上海，向西南撤退。
随着“满洲国”的建立和上海战争的爆发，川岛芳子已陶醉于所取得的成功和名声之中，同田中隆吉之间的关系逐渐淡薄下来。田中考虑她以往的功绩，曾对她作过忠告，但她并不听田中的劝说，最后不仅大骂田中，还到与她有深交的海军司令官植松练磨少将那里挑拨，说田中对海军不满，经常埋怨海军无用。
田中隆吉考虑不能再让川岛芳子留在上海，便要求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把她调走。于是板垣便按照田中的建议，让川岛芳子到刚刚建立的“满洲国”执政府去当女官。川岛芳子到了长春之后，虽然得到婉容皇后的欢迎，却遭到溥仪的反对，因此她就任还不到一个月，便离开长春，重返上海。
1933年2月，川岛芳子就任“满洲国”安国军总司令，改名金璧辉，率领3000人马，参加日本关东军进攻热河的战役。虽然没取得什么战果，但日军却利用她大肆宣传，说是清王朝的王女亲率“义勇军”参战，借此鼓舞侵略军的士气。
卢沟桥事变后，川岛芳子在天津松岛街开设了一家高级饭馆，名为“东兴楼”，在这里服务的多为原“安国军”旧部，接待对象主要是日军官兵，因此被一些日本人称为“士兵之家”。
此后数年中，川岛芳子的活动主要在天津和北京，并不断返回日本福冈。她在北京的寓所，位于东单无量大人胡同，日本的居住处是福冈东中洲旅馆清流庄。
这段时间里，她担任过驻伪满同乡会会长、华北采金公司董事长、留曰学生会总裁等职，并且与日军驻天津司令官多田骏、特务机关长和知鹰二秘密策划，利用汪精卫建立伪政权，并准备将溥仪迎回北平，图谋复辟清王朝。
1948年3月25日，川岛芳子被国民党政府以叛国通敌罪判处死刑，在北平宣外第一监狱枪决。她在卜海“一·二八”事变前后的活动，成为她的主要罪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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