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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政府的种种机密，对川岛芳子来说，简直像报童手中的报纸一样容易拿到

1931年12月中旬，上海高层社会举办的舞会上出现了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人物。

此人身着考究的西装，打着领结，梳着偏分，俨然一派绅士风度。但此人身材娇小，面庞秀丽，皮肤白嫩，又分明是个妩媚可人的女性。这个男装丽人，便是著名浪人川岛浪速的养女、肃亲王善耆的第14女川岛芳子。

这位名噪一时的清室郡主舞步娴熟，姿态优美，而她的男步比女步跳得更加得心应手，曾在上海举办的一次国际交际舞比赛中获得男子组一等奖。舞会上的男士与她相比，反倒相形见绌。

男装丽人的出现，使许多国民党政军界要员为之倾倒迷狂，他们向她大献殷勤，以能与她共舞为乐。然而，川岛芳子并非仅为跳舞而来，她肩负着为日本军方猎取中国政府政治、军事情报的重任。因此她在施展其难以抗拒的魅力时，自有特定的目标。

那些希望拥着芳子的娇躯，于靡靡之音中起舞的中国政府要员们，谁也不会想到，这位男装丽人不久将为发动一场战争而挑起一连串的杀戮与暴乱。

川岛芳子的大名曾经于20世纪30年代轰动中日两国。她被称为魔女、妖花、男装丽人和“东方的玛塔·哈丽”（著名女间谍）。

川岛芳子生于1906年，是肃亲王善耆的十四格格，是最受肃亲王宠受的女儿。她的母亲张桂氏，是肃亲王的管家从京兆南收旗租时买来的丫头，俗名兰姑娘，生得苗条秀美，颇有姿色。兰姑娘早在少女时代，就被肃亲王之子宪平奸污，15岁时被肃亲王收为偏房，封为四侧福晋，但她仍然和奴才差不多，经常挨打受骂，生活并不愉快。母亲的生活经历和其在肃亲王家族中的地位，对川岛芳子怪戾性格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影响。

肃亲王将他的十四格格过继给川岛浪速，是在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期间。1911年，正当川岛浪速与善耆等人紧锣密鼓地策动“满蒙独立”之际，日本大隈重信内阁发给关东都督一封密电，电文是：“援助肃亲王，首先要考虑满洲独立，望尽快决定肃亲王方面的谈判对手。”

关东都督府将日本内阁的决定通知肃亲王后，肃亲王毫不犹豫地指派川岛浪速作为自己的谈判代表，负责同日方谈判。但是川岛浪速只是一个大陆浪人，即使是论职务，也只是曾经当过日军的三等翻译，重视资格的日本政府无法接受他为谈判对手。然而肃亲王仍顽固地坚持己见，绝不更换人选。

最后，日方提出：“既然肃亲王坚持推荐川岛浪速先生，那么亲王与川岛是何关系？如果仅是密友，川岛是无法接触日本政府要员的。不知是否还有其它更有力的证明？”

于是，肃亲王便决定把自己的孩子过继给川岛浪速，使两人有公开的亲属关系，以便川岛能代表清王朝与日本政府谈判。

川岛浪速开始提出要肃亲王把王子过继给他当养子，但根据清朝皇室的典律规定，不允许将皇族的男孩送给皇族以外的人做养子，肃亲王便把十四格格过继给川岛。

肃亲王曾对川岛浪速说过，他的子女中，男孩子没有一个能成器的，只有十四格格将来能继承他的意志，他希望川岛把她当成男孩一样教育。

川岛浪速起先给养女取名“东珍”，对她说：“你以后要去东洋日本，希望你作为东洋日本的珍客，能成为一个出色的人物。”

十四格格去日本后，川岛又将她改名为川岛芳子。

川岛芳子的家庭教师夸她：“有罕见的天才，能以锐利的目光观察别人的面部表情。她有五感，而实际上胜过五感，似乎有七感、八感之多。”

川岛芳子在日本度过了少年时代，她修完了日本高等女子学校的课程，学会了日本舞、日本琴和茶道等，而且在川岛浪速的训练下，学会了骑马、射击、滑冰、开汽车……可以说，她是受日本文化的教育长大的。为“满蒙独立运动”奔走多年的川岛浪速在芳子的幼年，就向她不断灌输复辟清朝王室的思想和日本武士道精神，目的是为了把她豢养成搞政治冒险的工具。

川岛芳子17岁那年，被59岁的养父川岛浪速强奸，此后，她痛苦地在卧室里开枪自杀，子弹钻进了她的左胸，但并未能使她毙命。川岛芳子精神上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苦闷之后，毅然剪去秀发，改易男装，离开日本，回到旅顺肃亲王府。

1927年11月，21岁的川岛芳子在哥哥宪立和川岛浪速的撮合下，嫁给了巴布扎布的次子甘珠扎布。婚礼是在旅顺举行的，场面十分隆重，关东军参谋长斋藤弥平太被邀为这对新婚夫妇的媒人，策划炸死东北王张作霖的主谋河本大作列席参加了婚礼。

这是一桩明显含有政治目的的婚姻，川岛浪速的一句话最能说明这桩婚事的真正含义，他说：“为了掌握‘满蒙独立运动’的主动权，无论如何要让芳子同甘珠扎布结亲，因为芳子如果成为甘珠扎布的妻子，肃亲王与巴布扎布的遗志就可能得到继承。”

但是，这只是川岛浪速的意愿，川岛芳子并未与甘珠扎布厮守终身，婚后第二年，她便弃夫出走，回到日本。

川岛芳子离开甘珠扎布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她新婚的第二天早晨未拿出初夜的“腰垫”。

按照蒙古人传统的习俗，新娘子出嫁时，都携带一个人工缝制的50厘米见方的纯白“腰垫”，讲究的人家，还用白丝在白布上绣上精美的花卉图案。新郎在初夜时把这个腰垫铺在新娘的臀下，次日早晨由小姑子们前来验看，根据腰垫上有无血迹来判断新娘贞洁与否。川岛芳子因未能拿出初夜的腰垫，而被甘珠扎布家的人视为不干净的女人。

川岛芳子奔放任性、刚愎自用，不甘心永远做一个家庭主妇，她像孔雀开屏一样，一举一动都在向人显示自己与众不同，这使她的婆婆和小姑子们很难接受，并且感到她身上散发着一种难以名状的妖气和杀气。当然，川岛芳子也觉得她们因循守旧，陈腐古板，无法和她们和睦相处。

川岛芳子回到日本东京，寄宿在中国留学生居住区，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她的美艳和身世，为她博得了“杨贵妃”的称号。

1930年，川岛芳子回到旅顺，从哥哥宪立那里擅自拿了2000元钱，然后独自来到上海。是年10月，23岁的芳子在三井物产株式会社的一次招待会上，结识了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从事谍报工作的辅佐官、有“魔鬼军人”之称的田中隆吉少佐。

时年37岁的田中隆吉，身材魁梧，风度翩翩，令川岛芳子为之倾倒，当时她身穿一件深色的中式旗袍，将她的皮肤衬托得更加白晳，在招待会上显得十分引人注目。她主动上前和田中打招呼，尽管田中会说中国话，她还是有意用日语和他交谈，以拉近两人精神上的距离。

此后，芳子便向这位英俊的少佐发起了一连串的感情攻势。

第二天，芳子事先没打任何招呼，就到总领事馆武官室拜访田中隆吉。田中考虑到芳子是清朝王室的郡主，不敢怠慢，很有礼貌地接待了她。

川岛芳子和田中隆吉略作寒暄，便直截了当地向他说明来访的目的：她急需一笔资金，请求他帮助解决。田中问她资金用在何处，她说有一位日本议员为了亚洲的复兴运动，为向国民政府推销飞机引擎来到上海，现因资金一时周转不开，生活遇到困难，连住旅馆的费用都难以支付。她相信他在上海的活动能力，希望他能给予帮助。

田中隆吉见清王室的郡主有求于他，有些受宠若惊，他当即给了她1000元，让她帮助那位日本议员渡过难关。事后他才知道，川岛芳子借钱的目的，是为了摆脱那个日本议员，断绝与他的肉体关系。

数日后，川岛芳子给田中打来电话，说她正在四川路一家医院住院，希望他能去看她。

田中隆吉接过电话，立即放下手头的事务，赶到医院看望川岛芳子。芳子躺在病床上，装出很虚弱的样子与田中闲聊了一会，然后以哀怜的口气对田中说：自己在上海孑然一身，没有容身之处，想请他帮助找一处住房。田中一口答应，很快便为她找一处环境幽静的住宅。

1931年元旦的夜晚，田中隆吉正独自一人呆在武官室里，川岛芳子又飘然而至，说自己如何孤独寂寞，经过一番挑逗纠缠之后，竟要田中与她共赴巫山。但田中不为她的挑逗所动，并晓之以理，要她尊重自己清王室郡主的身份，让她回自己的住处。芳子只好扫兴而归。

可是，刚过半月，田中隆吉又在四川路舞厅与芳子“巧遇”，这次舞会是各国驻华武官联合举办的，芳子事先得到消息，料想田中必然参加，便精心装扮一番，去找田中。芳子穿着袒胸露背的西式晚礼服，身上喷了法国香水，云鬓蓬松，淡施脂粉，尽显妙龄女人的妩媚。她频频邀请田中共舞，借机言语挑逗，大飞媚眼。这天晚上，田中终于被芳子俘虏，两人在中国饭店的一间雅致的客房里共度良宵。

从此以后，川岛芳子便与田中隆吉结下了孽缘。

不久，田中隆吉就购置了一所住宅，当作藏娇的“金屋”，让芳子居住。以后，无论在私生活和间谍工作方面，芳子都成了田中不可缺少的人物。

“九一八”事变之后，川岛芳子为日本关东军策划建立“满洲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她参与了将溥仪从天津诱拐至奉天的行动，继而又大显身手，躲过重重监视，只身潜入溥仪住宅，诱使第一王妃婉容逃离天津，与溥仪团聚。

12月中旬，川岛芳子又奉日本设在沈阳的特务机关头目土肥原贤二之命，赶赴上海，协助田中隆吉，预谋在上海挑起一场战争，以转移国际视线，使关东军能将建立“满洲国”的计划，顺利地变为现实。

土肥原交给川岛芳子的具体任务，是利用她的特殊身份，迅速进入上海高层社会，摸清美国和英国对日中关系的态度，猎取国民党政治、军事以及其他方面的准确情报，并在短期内点燃发动战争的导火索。

日本关东军通过上海横滨正金银行汇给田中隆吉2万曰元，作为挑起战争的活动经费。

川岛芳子回到上海，立即进行活动。在上层社会举办的舞会上，第一个成为川岛芳子俘虏的是孙中山之子、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孙科。

在一次舞会上，川岛芳子以她出众的美貌和动人的舞姿使孙科大为着迷，他与芳子共舞了几曲之后，握着她的纤纤素手，盯着她娇嫩的脸庞，向她提出目的很明确的请求：“芳子，你当我的舞伴，只能陪我跳舞，我需要你天天和我在一起，你要愿意的话，就当我的秘书吧。”

对川岛芳子来说，孙科简直是自投罗网。她当即一口答应，做了他的秘书。

从此，孙科得以金屋藏娇，而川岛芳子则能轻而易举地猎取国民党政府的机密情报，两人可谓各取所需。

川岛芳子终日和孙科相伴，每当有电报来，她总是想方设法知道电报的内容，一发现有情报价值，立即记录下来，转给田中隆吉。孙科对身边的丽人本来就没有什么提防，于是国民党政府的种种机密，对她来说，简直就像大街上报童手中的报纸一样容易得到。

她窃取情报的手段很多，比如当她估计孙科要看完一份电报时，她就会娇声娇气地喊：“哎哟，好疼呀，我的肚子疼死啦！”怜香惜玉的孙科见她花容变色，一副痛苦之状，便信以为真，赶紧丢下电报稿，去为她取药，她便趁机记下电报的内容。

正在川岛芳子频频窃取中国方面的重要情报之际，日本发生了刺杀天皇裕仁的事件。这起事件，为田中隆吉和川岛芳子挑起震惊中外的上海“一·二八”事变，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

12月17日，即川岛芳子奉土肥原贤二之命回到上海的第四天，设在上海的朝鲜独立运动组织的一名会员尹邦昌，乘船离沪，前往日本，他决心要用一枚炸弹结果天皇裕仁的性命。他设法躲过种种盘查，安全抵达东京后，在下等娱乐区浅草的尾张屋旅馆租下一间客房，整天注意报纸上关于天皇的消息，研究东京街道地图，等待下手的时机。

1932年1月8日，天皇去东京郊区代代木视察军事演习。天皇这次出巡的路线，五天前就在报上公布。保安工作做得异常周密，日本警视厅特地从“满洲”空运来关东军的秘密警察，以协助东京各警察部队共同保证天皇的安全。警方事先突击搜查了许多茶馆、妓院和朝鲜人的寄宿场所，但是尹邦昌安然无事。

天皇出巡那天，尹邦昌身携炸弹，赶到裕仁回宫必经之路樱田门外，在看热闹的人群前排占到一个位子。

早在1923年，日本曾发生过一起谋刺天皇事件，自那以后，裕仁在出巡时，沿途的警察都在马路边背向街道肃立，双眼盯着路边看热闹的人群，以防不测。按照传统的礼节，想见天皇的人必须跪在路两边。尹邦昌毕恭毕敬地跪在人群中，当天皇的御车队渐渐驶近时，他突然跳起来，从怀中掏出炸弹，向车队奋力掷去。但是由于他不知天皇乘坐的马车饰有皇室菊徽，投弹时并无明确的目标，结果炸弹在宫内大臣的马车下爆炸，天皇却安然无恙。

尹邦昌当场被捕，九个月后，被日本警方秘密处死。

刺杀天皇事件发生的第二天，上海的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便作了报道，记者在报道整个事件的过程后写道：“只是炸毁了随车，实在遗憾。”不料，这句表示婉惜之意的话，竟引起了一场骚乱。

上海的日侨抓住这句话大作文章，说是侮辱了天皇，侮辱了大日本帝国，不仅聚众捣毁了几家报馆，而且举行游行示威，表示抗议。直到上海市市长吴铁城代表中国政府向日本赔礼道歉，并取消报道，处分了报社负责人，事态才未继续扩大。

但是，田中隆吉和川岛芳子却认为这是煽风点火的大好时机，不愿让骚乱就此平息。

1月10日，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从日本向奉天的土肥原贤二和上海的田中隆吉同时发出一份密电，电文如下：

“满洲事变”按预计发展，但内阁有人因列强反对而持怀疑态度，清利用当前中日间紧张局面进行策划之事变，使列强目光转向上海。

板垣征四郎从奉天返回日本后，便为他和土肥原贤二等人策划的在中国东北成立“满洲国”和挑起上海事变两个方案积极活动，经过他一番奔走游说，这两个方案终于得到天皇和陆军参谋本部的批准。

田中隆吉接到板垣征四郎的电报，正值上海日侨为《民国日报》那篇惋惜尹邦昌未炸死天皇的报道而“群情激愤”之际，田中隆吉根据从事特务工作多年的经验，发现这正是一个点燃战争导火索的绝好机会，于是他把川岛芳子召回领事馆，两人经过一番策划，决定进一步挑动中国人与日侨的对立情绪以扩大事态，使其成为日本政府发动战争的借口。

川岛芳子按照情夫的指示，在缠住孙科的同时，施展她的间谍才华，开始了一连串的阴谋活动。

千余名日本人手执木棍，在上海一路打砸逞凶，眼看就要引发中日两国的大冲突

1月18日下午4时左右，五个日本僧人冒着寒风，大摇大摆地敲着鼓，呜里哇拉地念着经文，在位于引翔港马玉山路的三友实业社毛巾厂附近转来转去。这些日本僧人的举动，美其名日“严寒修行”。日本僧人这种怪里怪气的行动，颇令上海居民厌恶。但尽管如此，以往也未发生过什么冲突。

但是这一次却与往常不同，五个日本僧人走到毛巾厂门口时，鬼鬼祟祟地往厂内张望，并且往门内投掷石块，进行挑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