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口乐善堂通过间谍活动调查出版了两千多页的资料，堪称研究当时中国的“百科全书”
日本向中国派遣间谍搞情报活动，始于19世纪70年代。
1872年夏，当政的西乡隆盛派遣外务省官员池上四郎、武市正干、彭城中平等人秘密潜入中国进行谍报活动，为侵略朝鲜做准备。
池上四郎等人伪装成商人，从上海乘船，经芝罘到达营口，在东北地区活动了数月时间，搜集了大量的地理、政治、军备、财政、风俗等方面的情报，这次间谍活动一直持续到次年的4月方告结束。
池上等人回国后，向政府报告说：“以今日之状态，不数年中国将土崩瓦解。现今为我国解决韩国问题之最好时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当时，清政府对台湾防备颇严，轻易不准外国人进入。福岛九成想出种种办法，仍难以进入台湾。正在为难之际，恰遇日本画家安田老山在中国向名画家胡公寿学画。正在漫游闽浙山水的安田表示愿意帮助福岛，于是福岛便冒充安田的弟子，随安田进入台湾。
福岛九成对台湾进行了地理实测，调查了台湾的政治、经济、风土人情，在安田老山的协助下，绘制了颇为精确的台湾地图。这份地图为1874年日军侵占台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西乡隆盛这两起谍报派遣活动，是日本政府对华进行谋略谍报活动的开端。日本政府通过池上四郎、福岛九成等人搜集的情报，了解了中国的内情，为以后的侵华活动打下了基础。
日本的谍报活动进入有组织、有计划的新阶段，是派遣军事间谍在中国建立情报组织——汉口乐善堂。
1886年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派了一名陆军中尉秘密潜入中国，在汉口建立情报机构。这个情报机构的建立者，便是在日本近代史被称为“一代英杰”的荒尾精。
荒尾精，1859年生于日本尾长（今日本爱知县），是藩士荒尾义济的长子，幼年移居东京。当时，由木户孝允提出的“征韩论”，在日本朝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时任陆军大将、政府参议兼近卫都督的西乡隆盛是征韩派的代表人物。荒尾精是“征韩论”的赞成者，对西乡崇拜得五体投地，从而立下大志，努力学习汉语，潜心研究汉文典籍，为“雄飞”于岛国之外的天地、干出一番大业做准备。
1878年，荒尾精考入陆军教导团，成为一名陆军军曹。两年后，他又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885年毕业后，他进入陆军参谋本部，在“支那科”任职。但胸怀大志的荒尾对这个位置兴趣不大，他一度打算离开军队，独自潜入中国进行间谍活动，以成就他的宏图大业。他曾口出狂言：“日本应该攻取并统治中国，以中国作为‘东亚复兴’的基地。”由于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的赏识，1886年，他被参谋本部以陆军中尉的身份派来中国。
荒尾精接到命令后，立即装扮成一个旅游者，乘船来到上海。临行前，川上操六就叮嘱他，到上海后，首先要拜访日本在华从事情报活动的“先驱”人物岸田吟香，岸田会对他在中国的间谍活动给予有力的帮助。
岸田吟香，1833年生于日本冈山县，精通汉文典籍，并跟美国学者学习过英文。1872年，岸田任《东京日日新闻》主笔，两年后，他作为随军记者，随西乡从道率领的日军侵略台湾。1887年，他辞去报社的职务，在东京银座开办乐善堂，靠经营“精镝水”眼药和贩卖古籍、办理广告业务发了大财。
1878年，他来上海开办了乐善堂上海分店，除了卖眼药水，又经营出版厂，用铜版印刷代替了中国当时落后的木板印刷，靠着商人的头脑，很快成了富翁，并且结交了一大批文人和社会名流，成为上海滩的头面人物。
岸田吟香并不满足于发财和混迹于文人、名流之间，他的雄心是为日本征服中国而发挥自己的才智和力量，但苦于“个人孤掌难鸣”而“蕴蓄未发”。荒尾精的到来，使已经53岁的他感到有了施展抱负的机会。两个怀着共同野心的人一见如故，结成了忘年交。
对于设立情报据点一事，岸田吟香认为，汉口地处中国腹地，地理条件十分优越，往东可以沿江而上，直达上海，往西可以前往四川、云南、贵州乃至新疆等省，又是内地最大的通商口岸之一，易于以经商为掩护。目前日本的势力尚未延及此地，正可以在那里开拓发展。因此他提出，由他提供资助，在汉口开办乐善堂分店，一面经营与总店类似的业务，一面从事谍报活动。
荒尾精十分赞同岸田吟香的看法，并对他的热心帮助十分感激。此后他便在岸田的乐善堂住下来，着手筹备建立分店的工作。
荒尾精离开日本之前，川上操六除了叮嘱他要得到岸田吟香的帮助之外，还要他广泛联络在中国活动的大陆浪人，与他们合作。于是荒尾在做筹备乐善堂分店工作的同时，又通过在乐善堂当职员的宗方小太郎，与聚集在上海浦东广业洋行的一帮浪人取得了联系。
聚集在广业洋行的大陆浪人，有高桥谦、山崎羔三郎，以及当时还是小人物的川岛浪速等人。这些浪人，大多曾就学于玄洋社头目平冈浩太郎早年在上海开办的东洋学馆。后来学馆因缺乏经费而停办，这帮浪人便各谋生路，宗方小太郎、内山岩等人进了岸田吟香的乐善堂，山崎羔三郎、高桥谦等大部分人则进了广业洋行。
这些大陆浪人分为两派，九州各县的浪人为一派，其他各县的为一派，两派观点不一，时有争斗。荒尾精利用善于斡旋游说、调解矛盾的川岛浪速，化解了两派之间的积怨，向他们大谈经营大陆的重要性和大东亚的宏伟前景，说动他们随自己前往汉口，共同为天皇、为日本帝国效命。
筹备工作就绪之后，荒尾精便带领一帮浪人赶往汉口，在华洋街租了一幢西式楼房，开起了，卜海乐善堂汉口分店。
汉口乐善堂建立之后，荒尾精自任堂长，由浪人中野二郎做他的助手。有了这个据点，他的野心更加膨胀，他进而要以日本的所谓“王道政治”去“拯救世界”。他为汉口乐善堂规定的总的指导方针就是：第一步要“改造中国”；第二步要“拯救全世界”。
荒尾精深知这些浪人大多性情暴烈，行为放荡，如无缰的野马，为了控制和驾驭这帮浪人，他制定了一系列的“堂规”和活动计划。
荒尾精制定的堂规有7条：
一、遇事要深谋远虑，举止谨慎，以求万无一失；中国人接触，要在商言商，力求符合身份；
二、努力完成分担之事务，闲暇时要谨言慎行；
三、堂员分为二部分：内员（在堂内工作者）与外员（到各地活动者），由堂长总辖：
四、堂长监督内、外员，研究其进退步骤，兼顾整体行动之谋划；
五、外员在执行任务时，要巧妙行动，避免嫌疑；既要注意当前任务，又要留心各地区之大事，为将来活动创造方便条件；
六、内员要努力分担诸事，并勤于为外员提供方便；
七、每年春季召开外员总会，但必要时亦可停止召开。
乐善堂的活动计划是：
一、清朝敌视我国，不理解共同防御之大义，故我等同志应助成汉民族之革命运动，以期实现日华提携；
二、为治理东亚做准备而培养必要的人才，在上海设立学校：
三、在长沙、重庆、北京等地设立支部，保持与革命派志士的联络，促进革命运动；
四、为防御将来俄国之东侵，派浦敬一赴新疆伊犁，促使伊犁总督刘锦棠决起抗俄。
荒尾精规定，“店员”均须蓄发辫，穿汉人服装，加强汉文学习和语言训练，为以后的间谍活动做好准备。荒尾精还发给每个店员一本《孙子兵法》，要他们认真研读，领会其中的玄妙。
汉口乐善堂要调查的中国人物包括：君子、豪杰、豪族、长者、侠客、富者，共六类；要搜集的情报包括：中国各地之地形地貌、入口分布、风俗习惯以及土地、服装、运输、粮仓、煤炭、兵制、工厂等等。对上述所有项目，都要从军事和经济的角度加以详细调查。规定中还特别提出，要调查哥老会、九龙会、白莲会、马贼等中国会道门和民间秘密结社的活动。
汉口乐善堂站稳脚跟后，相继建立了北京、湖南、四川三个支部，支部长由浪人或军事间谍担任。后来又在天津、福州两地也开设了分支机构。天津称“积善堂”，福州称“乐善堂”。
自此，一个庞大的侵华间谍网建立起来了。
在此后数年里，汉口乐善堂的日本间谍们将眼药水、书籍、杂货等船运车载，背负肩挑，四处贩卖，以此作为掩护，一路进行调查。所携货物卖光后，就冒充旅游者、医生、风水先生继续周游。他们通过各种办法，对当时中国的战略要地、通都大邑进行了详细的调查。
这些日本间谍在调查活动中，语言是一大关，他们虽然都精通中国的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但碰到关卡盘查时，仍时常因言语怪谬而露出破绽。每逢遇到这种困难，他们就说自己是福建或广东人，并根据福州组调查的详细社会资料，讲出一些闽粤情况。这样一来，往往能化险为夷，平安无事。
在荒尾精的指挥下，汉口乐善堂的军事和浪人间谍，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南到福建、广东、云南、贵州，西到陕西、甘肃、四川，北达内蒙、新疆，东至东部沿海及东北三省，几乎走遍了中国，不论是城镇乡村，还是山川僻野，到处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汉口乐善堂历尽千辛万苦，跋山涉水，调查得来的大量资料，后来经过著名军事间谍根津一的系统整理，定名为《清国通商总览》，1892年8月由日清贸易研究所编印出版。这部书分为三卷，共2000余页，内容涉及政治、经济、财政、金融、贸易、产业、地理、交通运输及风俗习惯等诸多方面，堪称一部当时中国的“百科全书”，为日本政府制定侵华方针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当时被日本人誉为“向全世界介绍中国及中国人实际情况之最好的文献”。
1889年4月，荒尾精回国述职。此后，他又为培养“能够担当中日贸易实际事务的人才”，获取中国政治经济方面的情报，计划创办“日清贸易商会”，下设“口清贸易研究所”，培养“专门人才”。
荒尾精经过一番辛苦的奔走游说，日清贸易研究所于1890年9月在上海成立，所址设在上海英租界忆金里，教职员工200余人，皆是荒尾精在日本挑选的“头脑优秀、身体强健”者，著名间谍宗方小太郎担任学生总监，原汉口乐善堂的一帮浪人间谍也来担任要职或提供其他帮助。
但是，由于经费严重缺乏，这个培养间谍人才的机构于三年后停办。毕业生大部分回国，剩下40余名学生留在荒尾精续办的“日清商品陈列所”（又名“瀛华广懋馆”）工作。甲午战争爆发后，日清商品陈列所的间谍活动被清政府探知，遂勒令其关闭。该所人员纷纷投身于日本的侵华战争中，或为随军翻译，或充当间谍，在海陆各战役中为日本立下了大功。
甲午战争结束后，荒尾精又计划到台湾等地从事谍报活动，他从鹿儿岛出发，准备先到台湾，然后再去厦门、香港等地。但他却在台湾染上鼠疫，一命呜呼。
荒尾精死时虽然只是一名陆军大尉，但他为日本侵华殚精竭虑，不遗余力，建立了庞大的问谍网络，立下“盖世奇功”，哀荣非其他间谍可比。
他的旧友与门徒将其遗骨运回日本，在他的京都王子河畔故居召开了追悼会。近卫笃磨、福岛种臣、松方正义、板垣退助等许多军政界要人和知名人士参加了追悼会。浪人之王头山满当然也要插上一脚，他参加追悼会后，称荒尾精是“五百年才出世—个的天降伟人”。
1903年，近卫笃磨亲自主持了为荒尾精立碑的仪式，在“东方斋荒尾先生碑”长长的碑文中，对他的侵华奇功极尽誉美称颂之辞。
日本间谍大言不惭地说：“我们为孙子的兵法写了续篇。”
1914年6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政府欲趁西方列强卷入火战之机，扩张日本在中国的势力，而后独霸中国，一面加紧战争准备，一面向中国增派间谍，扩大搜集情报的范围。
为了侵占中国东北，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一面由高级情报参谋河本大佐策划并制造了“皇姑屯事件”，干掉了张作霖；一面多次派遣间谍，以“参谋旅行”的幌子，到长春、哈尔滨、海拉尔、山海关、锦州等地秘密侦察，摸清中国军队的兵力部署。经过一系列的精心策划和准备之后，于1931年9月18日对沈阳的中国军队发动突然袭击。
日本关东军占领沈阳后，建立了沈阳情报机关，其头目是有“间谍大师”之称的土肥原贤二。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土肥原就在中国开始了他的间谍生涯，那时他仅是日本驻华使馆的一名助理武官。他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熟知中国历史典故，会说中国四个地方的方言，是个中国通。他一面网罗在中国搞谍报活动的浪人和汉奸，向他提供情报；一面在东北的沈阳、哈尔滨等大城市以开设妓院、赌场为掩护，设立情报据点。他根据各方面获得的情报，为日本占领东北、建立“满洲国”策划了种种阴谋。
当时，英国驻日大使罗伯特·克雷吉对土肥原做过这样的评说：“历史将清楚地证明，在中国制造事端、寻机挑衅是日本军队的既定政策。而土肥原大佐积极参与了所有这些阴谋活动。他手法高超，不断地在中国人之间制造纠纷，为侵略铺平道路。他只要在任何地方稍稍一露面，无论把话说得多动听，都是要出现事端的前兆。”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在哈尔滨设立了关东军情报部，在东北建立了庞大的间谍特务网，关东军特务、浪人密探和汉奸耳目遍及东北和蒙疆地区。
1937年7月7日，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侵略者狂妄至极，鼓吹三个月灭亡中国。但随着战区的扩大、战线的拉长和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致使日军“速战速决”的幻想破灭。日军被迫改变战略，采取“以华制华”的方针，并且加强对华的情报活动，将建立对重庆的谍报路线，诱迫国民党政府投降，以及加强对成为华北治安有着致命祸患的共产党及军队的情报工作。
1939年12月，由于战争形势的变化，日本华北方面军专门举行了情报工作会议，在方面军参谋长笠原幸雄的报告中，可以看出当时日军对谍报工作的重视和新的计划，他说：“组织锐利周密的情报网，触及敌人抗战能力的核心，至为紧要。”要求各部“必须在粗大的特殊情报的网眼之中，配备严密而机敏的情报网，必须向敌方组织内部打入谍报人员，潜伏在敌人心脏之中以掌握其实质”。
这次会议决定将中共及八路军作为情报的重点，建立谍报网。方面军的谍报机关为这一决定增设了“特殊情报班”。
1942年，曰军在太平洋战场陷于被动，侵华日军在中国战区频频失利。至此，日军仍梦想靠加强情报工作来扭转战局。是年2月，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召开宪兵情报工作会议，调整情报网，并配属第一线各兵团的宪兵，分别部署在占领区200多个主要县城，企图构成有组织的庞大的间谍情报网络。
但整个世界局势已不是19世纪末甲午战争时代，曰军庞大的间谍情报网络已经无法挽救侵略者走向失败的结局。
日本在华的间谍组织分为不同的系统。这些系统大约分为两类，一类是直属日本政府，由陆军参谋本部节制；一类直属在华驻军和外交机关，由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和各地特务机关长节制。
直属日本政府的间谍，由陆军参谋本部总务部直接派遣陆军学校毕业生或拓殖大学毕业生担任。直属在华驻军和外交机关的间渫，主要成员则为日本浪人、朝鲜游民，以及俄侨、汉奸等。
日本在华间谍组织，系统上虽有不同，但工作任务大致一样。间谍们的任务分为平时与战时两种。
平时的任务是：
一、调查驻在地军队之数量及变动情形，随时呈报东京总部；
二、注意该地的交通情形，及一切建筑、电话、电报及各种设备之装置；
三、详查一切兵工厂、工业情形及其设备、管理及出品；
四、详查当地之天然资源、银行及商业等；
五、详查当地民众抗日组织内幕及测验民众抗日之情绪；
六、结交当地民间团体领袖，确认其品格及特性，以便利用。
战时的任务是：
一、侦察军事行动；
二、收买汉奸；
三、进行扰乱后方与破坏工作；
四、挑拨和离间军阀与政客。
日本人对中国古代大军事家孙武十分推崇。《孙子兵法·用间篇》中所阐述的谍报谋略思想和“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名言，被日本情报机构当作座右铭。
英国驻日本武官马尔科姆·肯尼迪，曾对日本情报史做过研究，他认为，日本情报工作的成就，主要归功于几代人对中国的吴起和孙武这两位中国战略家所阐述的战争原理进行研究的结果。日本人偷袭美国珍珠港舰队时搜集和应用情报的策略，就是从《孙子兵法》中学来的。日本人不仅研究《孙子兵法》，长期以来，还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对孙子《用间篇》中的观点进行发挥和运用。
日本最优秀的军事情报官之一福岛，在日俄战争胜利后说：“孙子倘若在世，一定会为我们的情报工作感到骄傲。他一定会说我们完全是按他的兵法行事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干得比他还要漂亮。我们是在为他的兵法写续篇。”
由于日本高度重视间谍活动，把间谍工作视为光荣的职责，并注意选拔最优秀的人才充当间谍，同时善于利用并发挥间谍所获得的情报，使得日本的谍报能力在很短时间里同欧美一些老牌间谍国家并驾齐驱。
浪人之王头山满认为：“与其先向朝鲜下手，不如先将中国吃掉。”由此，中国出现了第一个日本谍报组织
日本浪人协助军事谍报机关，进行侵华谍报活动，是从1884年开始的。
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事变之后，日本政府和浪人看到，如果不先打败中国，就难以吞并朝鲜，于是，一伙大陆浪人及其支持者开始策划怎样对付中国。一些在地方上有威望的浪人，纷纷找当时最大的秘密社团玄洋社串连，提出要把矛头首先对准中国。
他们的建议得到玄洋社首领平冈浩太郎和浪人之王头山满的赞同。头山满指出：“如先取大者，则小者可不劳而获。如先取中国，则朝鲜可不招自来。故与其先向小的朝鲜下手，不如先将广大的中国吃掉。”
经过一番详尽的计议，玄洋社决定：与熊本县的右翼团体相爱社合作，进一步对中国大陆开展谋略谍报活动。
1884年，中国出现了第一个由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和大陆浪人联合组成的谍报组织——福州组。这个组织被日本浪人称之为对中国进行谍报活动的“先驱”。
福州组的首领是陆军中尉小泽豁郎、海军大尉曾根俊虎、大陆浪人山口五郎太。山口五郎太早在1874年就在福州活动。他曾跟随西乡从道入侵台湾，西乡撤退回国后，他化名苏亮明渡过海峡，潜入福州，专门结交下层群众，终于和哥老会首领彭清泉拉上了关系。山口的种种社会关系，对日后福州组的活动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福州组以浪人木村信二开设的庐山轩照相馆为据点，广泛搜集情报，并伺机举事。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小泽豁郎等人的野心陡然膨胀，认为对中国进行“大改造”的时机到了，他们与山东的芝罘组首领、日本驻芝罘领事东次郎联络，准备南北呼应，策划依靠哥老会在福州举行武装暴动，推翻清政府，并派人回日本招兵买马。
东次郎是外交官，对中国的形势有较多的了解，他认为颠覆清政府的时机尚未成熟，如果仅凭小泽豁郎和几个浪人在福州蛮干，肯定会给日本政府在政治上造成被动局面，急派白井太郎前往福州了解情况。
白井太郎到福州一调查，发现福州组的暴动计划果然带有盲目性，并无认真准备。小泽虽然吹嘘说，福州某地有军舰几艘，我想调来就调来：某地储有许多军粮，如果夺过来就够起事之用了；但军舰怎样去调，军粮如何去夺，他除了心里想想、嘴上说说之外，并无周密的计划。
白井太郎急忙将这一情况向日本政府作了汇报。
日本政府得到福州组计划举行暴动的消息，急令陆军省查处小泽豁郎，制止举事，因为日本当时尚未做好对中国进行侵略战争的准备工作。如果小泽在福州贸然举行暴动，就有暴露日本政府侵华阴谋的危险，并且可能引起西方列强的干涉，对日本政府十分不利。
陆军省通知小泽豁郎立即停止活动，听候处分。同时决定派军舰去福州将小泽逮捕，押回日本。小泽闻讯，立即逃往山东芝罘，隐匿起来。后来，陆军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同情小泽，认为将他逮捕押回日本，处分太重，出面为他说情，陆军省才未派军舰前往福州，只是将小泽改派至香港工作了事。
川上操六此举甚得人心，军事谍报人员和大陆浪人对他十分感激，纷纷表示愿意为他效命。
小泽豁郎被调走，福州暴动流产，但福州组的—伙浪人间谍仍然存在。福州组成员中野二郎、山口五郎太等人返回日本，以“日本国土狭小，天地局促，应该到广阔的东亚天地去驰骋”为号召，动员了一批大陆浪人来到福州，继续搞谍报活动。其中的井深彦三郎，后来成为在中国进行情报活动的著名间谍。
荒尾精建立汉口乐善堂，是日本侵华谍报工作的转折点，他将单枪匹马、不同派别，分散在中国各地的浪人联合起来，让他们为日本参谋本部的侵华谍报工作效忠卖命，从而编织成一个由军人和浪人组成的庞大的间谍网。
荒尾精网罗于汉口乐善堂的浪人，有宗方小太郎、石川伍一、田锅安之助、中西正树、山内岩、山崎羔三郎、井深彦三郎、白井新太郎、浦敬一、前田彪、广冈安太、松田满雄、井手三郎、高桥谦、片山敏彦、景山长次郎、绪方二三等数十人。汉口乐善堂既是情报据点，又是情报人员的训练学校，进入乐善堂的浪人们在荒尾精的训练指导下，大多成为日本侵华间谍中的“精英”。
后来，荒尾精又在上海建立了日清贸易研究所，为口本培养了…批问谍人才，如钟崎三郎、藤崎秀、角田隆郎、向野坚一等，均为日本侵略中国立下大功。
宗方小太郎、石川伍一和山崎羔三郎等浪人问谍已做过介绍，现介绍其他为日本侵华立下功劳的浪人。
高桥谦是追随荒尾精多年的浪人间谍。他1864年生于日本福冈，小学毕业后入私塾学习汉文典籍，后又考入福冈师范学校学习。由于受其他浪人纷纷到中国大陆“雄飞”的影响，1884年9月，他中断了在东京专科学校的学习，从长崎登船来到上海，迈出了间谍生涯的第一步。
高桥谦到上海后，先是经人介绍，寄宿于上海县县令冯相如处，学习汉语，研究中国风俗地理，在基本掌握了汉语的情况下，他决定探查“清国内部的秘密”，他先从上海溯长江而上，到达重庆，沿途调查，然后又跑遍江苏、浙江、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山东、河北、山西、陕西、四川等13个省，用四年时间，对中国的地理、风俗、民情等方面做了广泛的调查，收获颇大。
1886年，高桥谦在武汉得知汉口乐善堂成立的消息，急忙前往拜会荒尾精，与荒尾等人举杯畅谈，从中国内地的调查谈到中国的未来及对俄关系，两人表示今后要“相互提携，承担起解决东亚问题的重担”。
高桥谦在汉口乐善堂住了20多天后，继续到京津、陕西、四川等地周游，于1887年5月回到汉口乐善堂，投身到荒尾精的旗下，从事谍报活动。他曾担任四川支部长，后来荒尾精回国筹划建立日清贸易研究所时，曾主持汉口乐善堂事务。
1893年，己任参谋本部次长的川上操六到中国进行军事视察，到汉口时，高桥谦拜会了川上，并慷慨陈词，大谈他的对华意见，说是“为防御俄国南下，应先以武力解决韩国问题，然后促进中国之觉醒，实现日中提携”。川上听了，微笑不语。后来川上曾想推荐他为驻中国领事，可见对他颇为欣赏。
甲午战争爆发后，高桥谦加入日本第2军，任兵站监部付、翻译官，随军从辽东半岛东侧的花园口登陆。当时正值严寒，气温降至零下12度，日军经金州、亮甲店进至普兰店时，军需运输面临着很大的困难，高桥谦遂根据在中国多年的生活经验，提出有效建议，使困难得以解决。
高桥谦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说：“当时，普兰店以北的路面冻得像铁一样，深深的车辙像利剑一般竖立着。所以，我军运送辎重的小车频频破损，难以使用。在普兰店兵站部，粮秣堆积如山。我向根岸司令官建议，雇佣当地中国老百姓的马车，并很快贴出告示，说明每天付银二元。第二天便雇到了三十辆中国马车，将其分成三个班，每班都派有我军士兵作为统领。十辆马车的运输能力相当于我军的一个运输纵队，而其费用还不到后者的二十分之一。尔后，便全线使用中国马车进行运输。”
后来，当地抗日组织对这些为曰军运输粮秣的车夫，进行了警告和惩戒。一些车夫趁夜逃走，使日军的运输受到很大的影响。高桥谦奉命对抗日组织进行调查，此后又率领日军进行搜捕，逮捕并枪杀了几名抗日武装首领，使日军的运输线得以恢复畅通。
角田隆郎，1871年生于日本千叶县，少年时代在东京英语学校走读，并于晚间在私立学校学习数学。1890年，他从报上看到荒尾精在上海设立日清贸易研究所的消息，便通过日本驻汉口领事町田实一的引荐，并通过考试被录取，于是年9月来上海，在日清贸易研究所学习。1893年毕业后，被荒尾精留在日清商品陈列所实习。
甲午战争爆发前夕，角田隆郎与向野坚一、钟崎三郎奉根津一之命，冒充汉口茶商，潜伏于虹口区久庆里，负责收转日本驻北京武官神尾光臣发来的华北地区的情报密电。
中日宣战后，日本间谍的活动引起清政府的警惕，查究甚严，角田隆郎等人便撤至设在英租界的原日清贸易研究所集体宿舍内，继续进行情报活动。他们的活动不久被清政府上海道台衙门发现，角田被捕。但由于美国驻华领事出面担保，他很快被释放，并在这位美国领事的安排下，得以返回日本。
角田隆郎不甘心就此结束自己的间谍生涯，于1894年9月联络了几个日清贸易研究所的同学，赶到广岛日军大本营，要求参战。角田被任命为第2军第2师团司令部部付、翻译官，随军前往辽东。
日军从花园口登陆后，角田隆郎一直在司令部协助日军审讯俘虏，宣抚占领地，购买、输送军需物资。因昼夜忙碌，睡眠很少，四天未能好好休息，竟于运输军需时突然晕倒在牛车上。
日军进攻盖平时，因运输困难，弹药粮秣供给不上，角田自告奋勇，前往貔子窝、复州、熊岳城等地招募车夫与牛、马车，他凭着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和熟谙中国式处世经验，竟在很短时间内招募到数百辆牛、马车，解决了军需物资的运输问题，大受口军指挥官的称赞，说他立下了“不可思议的功绩”。
钟崎三郎，1868年生，日本福冈人。少年时代曾入日本陆军幼年学校学习，因家贫辍学后，曾拜师学习过汉语。1891年3月，他通过了荒尾精的招生考试，来到卜海，在日清贸易研究所接受训练。在此期间，他曾到芜湖专卖日货的顺安商店实习一年，化名李钟三，秘密进行各种调查活动。
1894年3月，从口清贸易研究所毕业的钟崎，受日本海军军令部的委托，化名钟左武，以中国药材商的身份潜入山东，侦察渤海湾等地的军事设施和兵力部署情况。他曾冒着生命危险，潜入旅顺要塞；又曾驾小船进入渤海湾，协助日本驻天津武官海军大尉泷川具和测量水深。
甲午战争爆发后，日本政府下令撤走京津一带的侨民，钟崎奉命与为丰岛海战获取重要情报的石川伍……同登船，与侨民一起回日本。但他和石川不甘心就此回国，准备潜回天津城内继续搜集情报。两人于开船时偷偷跳入水中，游上岸来，但在混乱中走散。
钟崎寻石川不见，遂窜至山海关一带刺探清军军情。他摸清了清军的驻防与调遣方面的情况后，立即从上海返回日本，向日军参谋本部报告。山海关地区清军的情报，参谋本部还是首次得到。钟崎因此受到川上操六的嘉奖，后被编入第2军第1师团，开赴辽东前线。
日军从花园口登陆后，为了掌握清军的兵力布置，派钟崎三郎和山崎羔三郎、藤崎秀、猪田正吉、大熊鹏、向野坚一等六人，分别到旅顺口、金州城、普兰店和复州一带刺探清军军情。
这六名间谍中的山崎羔三郎，前文已有介绍。藤崎秀、猪田正吉、大熊鹏和向野坚一，都是大间谍荒尾精的门徒，上海曰清贸易研究所的毕业生。
藤崎秀是日本宫崎人，甲午战争爆发后，被召回国，同年9月被编入第2军第1师团，曾受到有栖川宫炽仁亲王的召见和鼓励。他与山崎、钟崎在日本情报界并称为“三崎”。
猪田正吉从日清贸易研究所毕业后，在上海日华洋行任职。
大熊鹏于中日开战之前，奉命潜伏在上海继续刺探清政府各方面的情报。他曾多次冒险向日本国内传递军事情报。
向野坚一是日本福冈人，从日清贸易研究所毕业后，在长江沿岸进行实地调查。
中日开战后，三人先后被召回国，同被编入第1师团，担任“特别任务”。
日军对这次侦探十分重视，钟崎、三崎、藤崎等人随部队登陆之前，受到了第2军司令官大山岩大将的接见，第1师团师团长山地元治激励他们要“为君国效劳”，参谋长大寺安纯则反复叮嘱他们：“此行责任重大，务望完成任务。”
10月24日清晨，花园口一带海面大雾迷漫，六名间谍随第一批登陆部队从花园口E岸。藤崎秀与钟崎三郎奉命侦察金州城与和尚岛炮台，猪田正吉和大熊鹏奉命侦察大孤山一带，向野坚一的任务是侦察普兰店、复州一带的清军布防情况。三崎羔太郎年龄最长，且经验丰富，在中日平壤之战中立过大功，承担了最艰巨的任务一前往侦察旅顺口军事要塞。
曰军登陆后，为了给间谍们改装，抓了几个当地渔民，剥下他们的衣服，然后将他们杀死。六个间谍穿上了他们的衣服，装扮成中国渔民，分头消失在蒙蒙晨雾之中
但是，这六个肩负重任的间谍，不久便有三个被清军抓获，两人下落不明，只有向野坚一生还。
24日上午，驻貔子窝的清军捷胜营统领荣安接到渔民报告，花园口附近发现渔船30多艘。他立即命哨长黄兴武率马队驰赴花园口一带巡查。
26日中午，奉命前往金州侦察的钟崎三郎，赶到碧流河西岸的东橙渡口，正欲寻找渡船，被率清军巡查的黄兴武发现。黄兴武当即对他进行盘查。钟崎虽然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但当黄兴武问他从何处来，准备到何处去时，他无法答出具体的地点，再加上他身穿渔民服装，却不是本地口音，便觉得他可疑，当即令士兵将他逮捕。
与钟崎三郎分头前往金州的藤崎秀，也在曲家屯被乡民抓住，扭送至貔子窝清军驻地。前往旅顺的山崎羔三郎走到貔子窝时，被清军抓获。
捷胜营统领荣安令人将三个间谍押往金州，交副都统衙门连顺处置。连顺对山崎等人进行审讯后，于10月31日将三间谍押往金州西门外处斩。
日军攻占金州后，找到了三人的尸体，将其火化后，埋葬在金州城东南的一座小山上，并将此山命名为“三崎山”，又根据第2军司令部的命令，在三人的墓碑上刻下“某某忠死之墓”字样。日军一般战死者的墓碑上只刻“某某战死之墓”，这一字之改，是对三人的一种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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