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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后，三友毛巾厂的工人满怀爱国热忱，成立了抗日救国会，组织了工人抗日义勇军，每天上班前齐唱自编的战歌，并进行操练。正在厂内操练的义勇军队员们，见这几个日本僧人形迹可疑，便派人跟踪，监视他们的行动。

几个跟踪的义勇队员在马玉山路赵家宅附近，上前拦住了他们，进行盘问，几个日本僧人神色慌张，支吾了两句，转身欲逃。

正在这时，数十个身着工装的人突然围上来，其中一人大喊：“这些日本人，凭什么在我中国横冲直撞？打死他们！”话音刚落，大伙一拥而上，对五个日本僧人拳打脚踢，混乱中，有人用石块向僧人的头上猛砸。

警察闻讯赶来，试图保护日本僧人，制止殴斗，但为时已晚，日本僧人有两人逃走，另外三人被打得气息奄奄，昏倒在路旁。其中一个名叫水上秀雄的僧人于数日后在医院死去。

这五名日本僧人，为首的是日本山妙法寺的上海传教主任天崎启升，另外四名是“日莲宗”的信徒。天崎启升也被打成重伤。

这起殴打日本僧人事件，便是田中隆吉与川岛芳子精心预谋，由芳子暗中挑起的。

事件发生前的一天夜晚，田中隆吉身着中国服装，悄悄来到位于江湾路的一座寺院里，找到天启崎升，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辅佐官的身份，要求他为大日本帝国效力，完成一个重要的任务。天崎不知是何重任，忙问：“我虽身在佛门，但作为大日本帝国的国民，理应为国尽力，只是不知我能干些什么？”

“我只要你带领僧徒在三友毛巾厂附近做‘严寒修行’时，干一点力所能及之事。”

田中隆吉如此这般地交待了一番，天崎启升说：“这有何难，我按辅佐官的吩咐做好了。”

田中隆吉之所以要天崎启升扮演肇事的角色，自有他的目的，他早就知道有几个日莲宗信徒追随天崎启升。日莲宗是日本佛教的一个教派，下设分支中有的卷入政治斗争，其中专门暗杀军政界与财界要人的恐怖组织“血盟团”，便是“日莲宗”的一个分支。

血盟团的人因一次暗杀活动而受到警方的追捕，首领井上日昭要其弟子离开日本，到上海暂避。田中隆吉与川岛芳子密商，利用日莲宗的人挑起事端，又可以使这些危害日本政府的暗杀狂受到惩罚，可谓一箭双雕。

川岛芳子从田中隆吉那里领取了1万日元的活动经费，立即开始行动。她换上简朴的男式服装，秘密来到三友实业社毛巾厂，在工人中煽风点火。她装出一副爱国青年的模样，在工人中慷慨陈辞，历数日本种种侵华罪行，鼓动他们将反日情绪化为行动，并将一部分钱散发给有威望的工头，作为他们行动的报酬。

三友实业社毛巾厂是上海著名民族企业，所产三角牌毛巾质优价廉，畅销各地，在市场竞争中压倒了邻近的日资东华纱厂生产的铁锚牌毛巾。加上厂里的工人又于“九一八”事变后成立了抗日救国会，组织了工人抗日义勇军，并在厂门口贴出了一幅题为“定要收复东北三省”的巨幅宣传画，令驻在东华毛巾厂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十分恼怒，并因宣传画与三友毛巾厂的工人发生过冲突。可以说，在上海的日本商界和军政界对三友毛巾厂敌视已久。

因此，田中隆吉把这家工厂看做“非常共产主义的”、“排日的根据地”，认为在这里发生排口事件，不会有人怀疑是别有用心的人暗中挑动的结果，于是与川岛芳子密谋，把这里作为挑起事端，点燃战争之火的导火索。

日本战败后，田中隆吉在受审时，供认是他委托川岛芳子“巧妙地利用这个公司（即三友毛巾厂）的名义”袭击日本僧人，蓄意嫁祸于三友实业社毛巾厂的工人，以此“搞出点名堂来”。

川岛芳子到三友棉织厂活动一番之后，又设法与上海的流氓集团挂上了钩，以重金收买一些人，要他们伺机对在三友毛巾厂附近做“严寒修行”的日本僧人，采取一次暴力行动。

中国人打死日本僧侣，只是骚乱的开端，紧接着，受到川岛芳子指使的日本浪人便以此事件为借口，开始肆无忌惮地纵火行凶，事态按照田中隆吉和川岛芳子的策划迅速扩大。

1月19日晚，几个手执枪械的浪人气势汹汹地来到三友毛巾厂附近，向当地居民询问工人宿舍在什么地方。居民见这帮人来者不善，不愿告诉他们。这些浪人竟凶相毕露，持刀威逼居民。他们问明了工人宿舍的位置后，便扬长而去。

午夜时分，十多个浪人腰挂日本长刀，闯进厂区，借口杀人凶手被厂方藏匿，叫嚷着要搜查凶手，在工人宿舍区横冲直撞，恣意挑衅。由于工人们一再忍耐，未能酿成冲突。

翌日凌晨2时50分左右，浪人再次来到厂外，有的携带装满汽油的酒瓶，有的拿着点火用的纸包，其中数人先用斧头将工厂的竹篱砍开，然后一起冲进厂里。他们来到工厂西北角的织巾车间前，其中几个人先爬上屋顶，将屋顶的铁皮用刺刀撬开，再将汽油倒入屋内，随后又将点燃的纸包掷下去。不多时，厂房便燃起熊熊大火。

当工人们发现厂房起火，赶来扑救时，浪人们已经逃离厂‘区。

工人们经过一番紧张的扑救，大火终于熄灭。但厂房几乎全被烧毁，机器也被焚毁24台。

三友毛巾厂的厂房起火之后，华德路东口的第一号岗亭也遭到日本浪人的袭击。

这个岗亭就在三友棉织厂附近。岗亭内有华捕田润生和陈德胜值班。在他们发现三友棉织厂起火时，一队手执刺刀短斧的日本浪人，已在夜幕的掩护下，沿华德路悄悄逼近岗亭。当陈德胜拿起电话，准备向巡捕房报告三友毛巾厂发现火情时，数名浪人突然冲入亭内，挥斧乱砍，陈德胜拿话筒的左手当即被砍断两个手指，电话线也被浪人以刺刀割断。

田润生奋力冲出岗亭，试图喝止浪人的暴行，不料竟被数名浪人包围，以刺刀乱戳，田润生被迫开枪自卫，但浪人来势凶猛，虽有三人被田润生打伤，仍不退缩。

转眼间，田润生子弹打光，众浪人趁势…拥而上，挥刀乱刺，田润生身中十余刀，倒在路旁，当场身亡。

此时，两名巡逻的华捕听见枪声，迅速向岗亭赶来。他们在岗亭附近被一群浪人拦住，还未来得及掏枪，便被刺伤。

这些纵火焚烧工厂、血洗岗亭的浪人，均为日本在上海的秘密组织“青年同志会”的会员。会长光村芳藏，大阪人，时年46岁。数日前，川岛芳子悄悄来到他的寓所，向他说明了制造骚乱的计划，他兴奋异常，表示愿为帝国效力，保证完成任务。

田中隆吉担心自由散漫的浪人缺乏组织，特地委任日本宪兵大尉重藤千春担任这次暴力行动的指挥。

骚乱并未就此结束。20日下午1时，1000多名口本浪人和侨民在田中隆吉的指使下，在沈家湾日本小学召开了日本上海居留民抗议大会，要求日本政府出兵。会场上，浪人杀气腾腾，侨民情绪激愤，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

大会最后决定：“中国继不敬事件（指遗憾天皇未被炸死的报道）之后，又发生伤害日本人事件。现在，抗日的暴行已达到了极点。帝国政府应下最后决心，立即增派陆海军，行使自卫权，消灭抗日运动。”

大会结束后，浪人和侨民们在50余名日本海军陆战队士兵的保护下，举行示威游行，到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和海军陆战队请愿。租界巡捕房怕这些人闹出乱子，派出30余名中西巡捕随行维持秩序。

这支长龙般的游行队伍中，有许多人手执木棍，准备寻衅闹事。当队伍行至四川北路时，这些手操木棍的人突然离开队伍，沿马路两旁前进。他们每看见一家贴有反日标语的中国商店，便上前用木棍将其门窗玻璃全部打碎。一辆电车和数辆公共汽车的玻璃也被捣毁。

随队维持秩序的巡捕上前制止，反而遭到围攻殴打。数名中外巡捕被打伤，其中一名外国巡捕被浪人的木棍击中头部，当即血流满面，昏倒在路旁。

马路上，棍棒乱舞，吼声震天，一片混乱。街旁店铺多被捣毁，幸免者纷纷关门大吉。上海市民对日本浪人与日侨的暴行怒不可遏，四川北路附近的居民准备冲上街头，与日本人展开械斗，幸被各管区警察阻拦，未酿成大规模冲突。

1000余名狂热的日本人一路逞凶，来到日本海军陆战队本部门前时，情绪格外高涨，他们一面高呼口号，一面派代表请求海军陆战队指挥官出面接见大家。

后来，海军陆战队指挥官鲛岛县重大佐出面向请愿者保证：“为在万一的情况下保护侨民的生命财产和行使自卫权，我们将决心采取果断措施。我们现有兵力不足，随时准备增兵。请大家相信我们。”日侨和浪人们这才离去。

其中500余人在海军陆战队士兵的保护下，又游行到打靶场，在那里继续召开会议，决定举行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他们一直闹下午6时许才散去。

就在骚乱不断扩大之际，田中隆吉和川岛芳子举行了一次别具一格的宴会。他们宴请的客人是三井物产总公司上海分公司董事长福岛喜三。酒过三巡，田中突然掏出手枪，对着福岛，“请”他给三井总公司的大老板团冢磨发一封电报，由团冢磨会见首相犬养毅和外相芳泽谦吉，强烈要求政府出兵。

福岛迫于压力，只得按照田中的意思，向日本三井总公司发了一封长电。

血盟团的刺客接连杀死日本政客和财阀，却能在牢房中受到良好待遇，俨然成了“英雄”

在朝鲜人尹邦昌刺杀天皇裕仁未遂事件发生的第二天晚上，日本三大恐怖组织之一——血盟团，在其总部举行了一次神秘的仪式。

血盟团的总部设在东京北区某街的一所房子里。这所房子久已无人居住，最近才被血盟团接管。因此当屋内亮起阴森森的灯光时，不免令周围的居民感到恐怖，以至于他们将这所房子称作“鬼屋”。

总部的门厅内，站着一个身穿白袍的和尚，在他的背后点燃着几根蜡烛，昏黄的烛光映出他矮胖的轮廓。每当有人进来时，和尚便喃喃有声，发出低沉的欢迎词。

来总部参加仪式的人都很年轻，而且体格强壮。他们个个神情肃穆，显得郑重其事。进门后，他们便按照和尚的吩咐，从门旁的木架上取一个白色头罩戴上，然后跟随和尚来到一间名为“冷骨厅”的漆黑屋子里，打坐入定，等待众人到齐。

当奉命参加仪式的团员聚齐之后，穿着白袍的和尚便举着蜡烛，走进冷骨厅。他首先将佛经中那段神秘的“莲花经”念上一遍，然后表情严肃地向团员们讲述一番大道理，告诉他们为天皇为帝国效劳的机会到了。

按照血盟团的团规，团员们直到接受任务时为止，必须同他们的首领住在总部，行必要的清净仪式。等他们清除了一切龌龊的私心杂念之后，他们就可以进行最后的“血清净”，即每个团员杀一个人。和尚告诉团员们，这样干，他们就可以进入天堂。

和尚讲完话后，团员们便用匕首刺破手指，把血滴在一起，并在“血盟书”上签名。然后和尚为他们每人安排一间小屋，并发给一卷铺盖，让他们在空屋中住下，直到完成暗杀任务为止。

这个矮胖和尚，便是血盟团的首领、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著名浪人井上日昭。

井上日昭原名井上阳，1886年生。他1909年大学未毕业就到中国从事间谍活动，被称为“在中国从事企图把中国置于日本控制之下的非官方活动的日本专家”。

1920年，井上日昭和黑龙会另外两个著名的会员大川周明与北一辉，一起回到日本。由于大川周明和北一辉在侵华理论上发生分歧，井上对他们的忠诚之意也受到打击，他一怒之下，到特务组织中心大洗附近的一座山上，在一个山洞中隐居修行。

当他离开这个山洞，再次回到“尘世”时，他向别人吹嘘，他在斋戒期间，有一天突然精神恍惚，看到了日本战胜美国的景象。出山后，他把自己的名字井上阳改为井上日昭，披上了“日莲宗”的僧衣，并且决定追随理论家大川周明博士。

井上日昭举行这次神秘的仪式，目的是命令他的忠实信徒执行一项暗杀计划。凡是参加仪式的会员将每人去刺杀一个财阀、企业家，或是一名政客。在一张长长的暗杀名单上，有曾经当过首相的西园寺公爵、前大藏大臣井上准之助、财阀团冢磨等20人。

井上日昭制定这项计划的目的，是通过血盟团的暗杀行动，威胁日本自由派人士，迫使他们不敢向调查中国东北“九一八”事变真相的国际联盟调查团揭露事变的内幕，并迫使他们拿出钱来，供政府在上海发动战争和开发“满洲”殖民地之用。

由于有地位很高的人士做后台，血盟团享有不受警察逮捕的特权。井上日昭是后来当上首相的近卫文磨和东久迩宫亲王的密友。井上受大川周明的领导，而大川接受的命令，是裕仁天皇的首席顾问牧野从宫内派专差直接送出来的。

此外，井上日昭背后还有军界的支持，霞浦湖空军发展站的海军飞行军向血盟团提供枪支弹药，并在距血盟团总部不远的地方设下他们自己的“政变威胁司令部”。血盟团能与他们有这种合作，是由于这些飞行人员都是井上日昭的哥哥、海军中佐井上文雄的门徒。井上中佐是老资格飞行教官，他曾教过山阶亲王和后来偷袭珍珠港的山本大佐怎样驾驶飞机。

血盟团的暗杀计划并未立即执行，井上日昭制定这一计划的动机，是对财阀和政客们起到一种威胁作用。但是，当他们与政府拒不合作时，井上日昭便给杀手们每人指定了一个暗杀对象，让他们去完成任务。

前文提到，田中隆吉曾用手枪逼着福岛喜三，向日本三井总公司大老板团冢磨发回电报，由团冢磨出面要求政府出兵。团冢磨虽然并未去见犬养毅首相，但这封电报却被内阁获悉。于是，犬养首相便以其为证据，证明发动战争是为了保护三井总公司在上海的利益，从而要求团冢磨向政府捐献2200万日元，以支付运送军队去上海“保护三井利益”的费用。

但团冢磨表示，三井不需要这种保护，而且也出不起这笔“保护费”。

犬养毅提醒团冢磨，当日本放弃金本位制时，首相本人至少使三井赚了5000万日元，既然发了大财，就应该知恩图报。

团冢磨答应考虑犬养毅的建议，但又说他没有把握说服三井家族和其他财团为发动战争慷慨解囊。

事实证明，团冢磨是在婉言推托。因为直到1月30日，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之后，三井总公司和其他财团均未同意为政府向中国出兵捐款。

这笔经费本身固然重要，但做出提供这笔经费的姿态，有着更为重要的象征意义，因为工商界不愿出钱支持政府发动战争，就是对帝国的国策持有异议。

井上日昭觉得是将暗杀计划付诸实施的时候了。

1月30晚上，井上日昭在血盟团总部为那些杀手们举行最后的净身仪式。

所谓“净身”，当然不是像中国宫廷中的太监一样割去生殖器，井上日昭让这些年轻的杀手排着队，一个挨着一个走进“冷骨厅”，在他喃喃的诵经声中，每人从海军飞行队提供的武器中挑选一支手枪，熟悉它的使用方法。井上对杀手们表示祝福之后，把手枪锁在柜中，留待行动时再分发给他们。

仪式结束后，井上给每个杀手指定了一个行刺对象，并且规定了行刺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但是，他并不打算让他的信徒把暗杀名单上的所有人都干掉，因此他耍了一些花招，或是没有及时给杀手发枪，或是派杀手去的地方，行刺对象却不在那里。所以真正被杀死的只有两个人，那就是前大藏大臣井上准之助和三井财阀团冢磨。

这两起暗杀事件，已足以震动日本朝野，使财阀和政客们恐惧万分。

杀死井上准之助的理由是，他没有协力迫使财团向国家捐款以支持战争。

2月6日晚，井上日昭把一支勃朗宁手枪和46发子弹交给一个名叫小沼正的青年，命他去刺杀井上准之助。

小沼正时年25岁，是茨城一个渔夫的儿子，他在读初中时，成绩名列全班第一，曾当过面包工人的助手，后来转学木工，并以此为生。他是井上日昭手下最精干的刺客之一。

小沼正花了两天时间练习使用勃朗宁手枪，然后静候井上日昭的行动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