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命前往大孤山一带侦察的猪田正吉和大熊鹏，出发后杳无音讯。
向野坚一顺利到达普兰店、复州，侦察了那一带清军的布防情况，他在经过金州城时，见清军正在征集民工，修筑工事，他灵机一动，靠着一身农民服装，混进修工事的民工中，得以观察了清军在金州的兵力部署和阵地位置。
他在返回途中，在碧流河边被乡民识破伪装，将其抓住。当时，他的鞋中正藏着军用地图，为了不被清军抓住证据，他在被乡民押往貔子窝清军军营途中，故意趟着泥水走，鞋中一进水，那地图也就被泡湿踩烂。
后来，他说被绑住手臂，行走不便，将身上仅有的两块大洋给了押送的乡民，哀求为他松绑。乡民收下他的大洋，满足了他的要求。天黑以后，他趁乡民不备，跳下山崖，得以逃脱。
此后，他又迷了路，被清军的巡罗骑兵捕获，但他凭着巧言善辩和脑瓜后那根辫子，居然蒙混过关，骗过了清军。
向野坚一两次绝处逢生，逃回日军司令部，向第2军司令官大山岩报告了驻防金州的清军兵力部署，并凭记忆绘出了清军阵地的地形图。日军根据他提供的情报，改变了原先的作战计划，一举攻占金州。
《马关条约》签订后，高桥谦、角田隆郎以及其他一些汉口乐善堂成员、日清贸易研究所毕业生，大都跟随日军侵略台湾。这帮浪人有的当向导、有的做翻译、有的与高山族人民谈判，为曰军侵占台湾发挥了各自的作用。
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开始在中国东北设立特务机关，并且逐步形成间谍网，不少留在东北的日本浪人和退伍军人加入了间谍组织，在东北各地大搞情报活动。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府为加紧侵略中国，在国内设立“拓殖大学”，将大批浪人造就成侵华间谍人才。各省各部也集中力量，从事培养浪人的工作。在中国东北、华北一带，以及内地各处领事馆，则积极收买汉奸，训练间谍骨干，为日本搜集各方面的情报。
随着日本在华侦探网的不断扩大和日趋缜密，投身于侵华间谍活动的日本浪人也越来越多。
这些谍报机关的鹰犬，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数十年里，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危害。
蒋介石说：“我们所见到的日本人，没有一个不是侦探，没有一个不是来灭亡我们国家的！”
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浪人，分为不同的层次，其开展活动的手段也各有不同。
高层浪人如内田良平、川岛浪速、佃信夫之流，靠的是他们在日本秘密社团中的地位和超群的活动能力，打入中国上层社会。他们或充当政治、军事顾问，或在中国政府中窃取要职，直接从中国政府和各界要人那里获得情报，并且为将他们的种种阴谋付诸实施而奔走。
玄洋社派到中国进行间谍活动的浪人，所负的一个重要的任务，是调查中国秘密会党的活动。这类任务，大部分由一些被称之为“中国通”的知识广博的浪人完成。天野平谷便是这些浪人中的代表人物之一。
天野平谷早年对中国的历史、地理、风俗人情，以及汉语，做过精深的研究。后来，他到中国四处周游，与各派秘密会党广泛地建立了联系，并掌握了大量的有关秘密会党的暗语、仪式和活动情况。结果，天野平谷利用这些第一手资料，编著了第一部记述中国民间秘密社团活动的《中国秘密社会史》。由于此书揭露了中国秘密社会的内幕，并且为日本军事谍报机关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直至多年后才获准出版。
天野平谷为了弄清门会党的各种仪式和黑话暗号，经常在茶馆、饭店或其他场合潜心观察。他发现白莲教、天地会的人，把茶壶、茶杯等在桌面上或茶盘中摆出五花八门的图形，是很常见的暗语表达方法。于是他每看到一种排列的图形，就把它画成草图，然后聚精会神地注意观察，看他们在新来的人进入茶馆的时候，又将这些茶杯怎样移动位置。
天野平谷按照大量的标明茶杯排列位置的草图，写下了他推测出的每一种含义，以及新茶客来到茶桌前应做的事情。比如若是有一满杯茶与一个茶壶并排放着，那意思就是“会友有难，请帮助搭救”；如果新进来的人可以相救，就会把茶一饮而尽；如果无法相救，他就会泼掉这杯茶，自己再斟上一杯喝。
有时，如果新进来的人是正牌会员，他还要吟诵一首特定的接头诗。如果桌上摆着四个茶杯和一只茶壶，就暗示对方要求他的帮助。他若无能力，就要变换那四个茶杯的位置，然后把茶喝掉。如果愿意帮助，他就要吟诵这样一首诗：
韩彭生于山隅间，
汉父靠谁度晚年？
程田一心要复仇，
张果为何泪涟涟？
一场替友复仇或是搭救会友的行动，就这样神神秘秘地搞定了。不知内情的人还以为他们是在以茶会友，相聚聊天。
玄洋社让浪人间谍搜集关于中国秘密社会的情报，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打入这些秘密会社，从而控制会社的首领，并试图加以利用。
玄洋社的间谍们获取情报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但其中常用的手段则是雇用身手不凡的娼妓，向嫖客刺探情报。玄洋社在上海、天津、汉口都设有妓院，并且在日本的札幌开设了一所学校，专门培训从事这种勾当的人才。
由玄洋社间谍开设的妓院，以富有异国情调的陈设和比任何中国妓院都要优越的服务，以及经过训练的具有特殊魅力的日本女郎，吸引他们所要猎取的日标。作为妓院后台的间谍们，对这些顾客的弱点和隐私进行耐心细致的研究，然后投其所好，从他们那里攫取所需的情报。
后来，日本军事谍报机关对玄洋社这种获取情报的方式加以发展，把派遣女间谍到中国活动作为获取情报的重要途径。
日俄战争期间，日本妓女在获取俄军情报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9世纪末，由于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破产者日益增多，有许多青年妇女因生活无着而外流到西伯利亚各地充当妓女，日本社会称之为“丑业妇”。在两伯利亚流浪的“丑业妇”，以九州出身者为最多，她们辗转介绍，结帮拉伙，深入到西伯利亚各地卖淫。
1897年，内田良平到西伯利亚考察时，在小镇扬奇哈就见到两家日本妓院。其中一家妓院里，有个日本妓女从俄国电信队军官手中骗到一个电报密码本，托内田良平转给祖国。内田良平将这个密码本转托中野二郎，交给参谋次长川上操六，川上喜出望外，赞叹说：“真是好东西！”后来日军用这个电报、密码本几次破译了俄军的重要军事情报，使俄军在战争中受到沉重的打击。
日本妓女安藤芳子接受谍报部门的训练后，于日俄开战前潜入哈尔滨，专门诱骗俄国军官。由于她年轻貌美，伶俐善媚，竟被一位俄国将军纳之为妾，且很受宠爱。但这个女间谍牢记自己肩负的使命，并未被俄国将军的爱情所感化，后来，安藤芳子伺机从俄国将军那里偷出一份军用地图，连夜逃往北京，交给日本公使馆。
这份军用地图是一张俄军在东北地区的兵力分布详图，记载着俄军在东北地区的军队驻地、防御工事、物资储备等重要情况。日本公使青木宣纯大喜过望，为了保护安藤芳子的安全，特地派人将她护送回日本。
由于日本妓女在谍报活动中起了特殊作用，直到几十年后，日本情报机关仍认为“这些女人是真正的日本人，是真正的爱国者”。
日俄战争爆发之前，口本陆续向西伯利亚和中国东北派遣浪人与军事谍报人员，他们以开设柔道馆、杂货店、照相馆，以及建立佛教寺院等做掩护，广泛搜集俄国方面的情报，为对俄国发动战争做准备。据日本军方统计，当时有五六千名旅居西伯利亚的日本侨民给日本间谍以直接或间接的帮助。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军事谍报机关为了在中国建立巨大的侦探网，派到中国的女间谍已不限于以体面的职业做掩护。谍报机关挑选了大批体健貌美、聪明机警的女性，向她们灌输为天皇效忠的思想，并且进行间谍技能的训练，然后将她们派到中国，从事谍报活动。
这些经过训练的日本女子，或嫁给中国人和在华的西洋人，或做女招待、歌女、舞女、妓女。她们有的直接与日本在华特务机关联系，有是则受日本浪人的领导，利用各种机会开展谍报活动。
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汉口等地，有许多日本浪人开设的茶馆、咖啡馆、酒吧间、舞厅、按摩院和妓女院等等，在这些地方服务的日本女子，大部分担负着向来客，特别是中国政府下级职员和军官们探听情报的任务。
在广州的一些日本酒店里，充当招待员的女间谍和一些中国年轻军官和政府职员打得火热，她们以交朋友为名，向这些人卖弄色相，并且借给他们金钱，以取得他们的信任与爱慕，然后与他们发生肉体关系，从他们那里刺探情报。后来，一些被日本女间谍弄得神魂颠倒的青年军官为争风吃醋而发生殴斗，才引起了广州警察当局的注意。
色情间谍不过是日本在华侦探网的一个组成部分，大部分浪人间谍则是靠开药店、理发店、杂货店做掩护，秘密进行谍报活动。许多开店的浪人间谍总要在5里、10里的范围内立上大大小小的招牌。看起来，他们是为了商业宣传而立，其实这些招牌在军事地理位置上都有重要的意义。在口军的一些作战地图上，这些招牌的位置，便是地形与道路的标记。
这些间谍随时随地都在刺探他们所需要的情报，他们乔装打扮，混进工厂、矿山、乡村，潜入军事要塞，搜集地形资料，绘制秘密地图，将他们所到之处的每一个村庄、每一条道路、每一座小丘，甚至水井，都标示得清清楚楚，为侵华日军作战提供了重要的帮助。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在对庐山军官训练团的一次“精神训话”中说：“我们所见到的口本人，没有一个不是侦探，没有一个不是便衣队。法国人曾经有两句讲日本人的话，一句说：‘日本在外国的男人，没有一个不是侦探。’还有一句说：‘日本在外国的女子，没有一个不是妓女。’但是这些妓女，也统统是做侦探的。所以你们各位将领，特别要知道：日本人无论和我们讲什么好话，没有一个不是要吃我们的血，没有一个不是来侦探我们的事情，要来灭亡我们国家的！我们一定要格外的当心，格外的防备！”
蒋介石说日本在外国的男女都是侦探，当然有些夸张，不过口本从1895年派兵侵占台湾到1945年中日战争结束期间，向中国派遣了无数男女间谍却是事实。
南造云子两次刺杀蒋介石未遂，终于引起了蒋介石的警觉：定有日本间谍打入政府高层
在日本侵华史上，最有名、“成就”最大的女问谍，首推川岛芳子。其次像河原操子、南造云子等，也是著名人物。而河原操子在内蒙占进行谍报活动时，川岛芳子还未出世，因此她可以称为日本女问谍的鼻祖。
河原操子，1874年生，口本松本县人。河原从御花水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在长野女子高等学校任教。1899年来到上海，在务本学堂当教师。河原祖上数代为松本藩教师，自幼即受汉文典籍熏陶，熟悉孔孟之道。河原之父和陆军参谋本部福岛安正少将是少年时代的密友，这种关系对她后来投身间谍活动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甲午战争之后，日本谋略谍报活动以监视俄国在中国的政治、军事动向，为进一步与俄国争夺中国东北和内蒙古地区做积极准备。
日本在东北和内蒙古地区进行谋略谍报活动的战略目标之一，是在内蒙古东部地区培植亲日势力。日本政府和陆军参谋本部首先选中了内蒙古东部地区的喀喇沁王贡桑诺尔布作为争取对象。
1902年，贡桑诺尔布接受日本外务省和参谋本部的邀请，秘密访日，向日本提出两项要求：一、派一名女教师到内蒙古开办女子学堂；二、派一名军事教官来帮助训练王府军队。这两项要求对日本来说可谓喜从天降。
是年冬，由于福岛安正少将的推荐，曰方决定派河原操子到喀喇沁旗王府当间谍。河原操子接到喀喇沁王府的聘帖，立刻辞去上海务本学堂的职务，前往北京，经日本驻华公使内田康哉面授机宜后，于风雪严寒中束装北上。
河原操子在赴喀喇沁旗途中，写下了她的决心和抱负：“喀喇沁在何方？在北京的东北，距北京有九天路程，老张这样说，老王老李也是这样说。除此之外什么也听不到，什么也不知道。若是进一步打听，得到的回答是：在长城以北，甚至连帐篷都没有，说不定什么时候还会遭土匪抢劫。越打听，越叫我这软弱的女子担惊受怕。但是，我又想，这是可怕的令人痛苦的蒙古经常发生的事情。现在我的祖国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不是我应该说可怕和痛苦的时候。我父亲曾在信中教导我：‘一旦国家需要，应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在这种非常时期，应拿起武器，为祖国而献身。这才是无尚光荣。’想起父亲的话，我下定决心，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为祖国抛头颅，洒热血，完成肩负的重任。”
从她的自述中可以看出，这个外表柔弱的日本女子有着坚毅的内心。
喀喇沁旗辖地32800平方华里土地，位于承德与赤峰之间，北上可进昭乌达和哲里木草原，西行可入乌珠穆沁草原和察哈尔各旗县，南经承德古北口，可到关内。贡桑诺尔布是肃亲王善耆的妹夫，又是清朝世袭郡王。由于喀喇沁旗和贡桑诺尔布本人在政治和军事上都具有重要的价值，于是便成为俄国和日本进行侵略活动的争取对象。正因为如此，在喀喇沁王府也分为两派，贡桑诺尔布和王妃是亲日派，大臣中则有不少人是亲俄派。
河原操子在北京逗留时，已经听内田康哉介绍过王府内部的矛盾，为防备万一，她经常把父亲送给她的手枪和匕首带在身边。
河原操子到达喀喇沁王府一周后，便举行了女子学堂的开学典礼。这所取名为毓生女学堂的女子学堂有24名学生，学习课目有曰语、算术、地理、历史、习字、图画、编织、唱歌、体操等等。一人担任如此多的课目，可见其多才多艺。
河原操子在女教师的身份掩盖下所担负的秘密任务，是联系和中转北京、热河、赤峰之间的密码电报，侦察俄国间谍的活动情况。一旦日俄开战，那些远离战线、潜入敌后的日本间谍，便可以得到河原操子发出的各种情报，在确定行动计划时作为参考。
1903年，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又应贡桑诺尔布的邀请，派伊藤柳太郎大尉到喀喇沁王府帮助训练军队。原在承德活动的退役军官吉原四郎奉命到喀喇沁旗给伊藤当助手。这时，一个蒙古人的日籍妻子渡边美代已潜伏在王府附近的一座喀喇庙中。河原操子迅速与渡边美代取得了联系。这样便以河原操子、伊藤柳太郎为核心，在内蒙古东部地区建立了一个强大的谋略谍报活动据点。
日本依靠这个据点，不仅可以调查内蒙古东部地区情报，而且可以通过喀喇沁王的政治地位，影响其他旗的蒙古王公贵族在政治上倾向日本。以至两三年后，奉天将军赵尔巽在奏折中惊呼：对东蒙各旗如再“不加整理”，长城以北将有可能在外人操纵下“举为敌国”。
日俄战争爆发后，喀喇沁成了日俄间谍战的中心，一些俄国间谍伪装成英国人或法国人，潜入喀喇沁收集情报。俄国间谍的手甚至伸进喀喇沁王府，对贡桑诺尔布进行怀柔或威胁。河原操子作为日本喀喇沁的“私设外交官”和谋略谍报活动的联络人，也凭着自己的机智和胆略搜集各种情报。她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说：“我虽然信赖喀喇沁王与王妃，但是过于激烈的谋略战，使我夜不能寐，幻觉经常袭击着我。”
河原操子不仅肩负着从事谍报工作的任务，而且经常接待那些被日军派往前线的由军人和浪人组成的“特别任务班”，这些人的任务是破坏东清铁路、切断俄军电话线、利用土匪骚扰敌人后方。特别任务班的成员们在河原操子那里得到休息和一些生活用品的补给。
在日俄战争期间，河原操子为日军提供了大量重要情报，从而成为日本近代史上第一个著名的女间谍。
1906年1月，河原操子回到日本，与横滨正金银行纽约支店副支店长一宫铃太郎结婚，留美15年，于1945年去世。
另一名日本女间谍南造云子也为日本侵华立下了大功。
号称“帝国之花”的南造云子曾两度谋刺蒋介石，收买国民党高官，窃取吴淞口要塞军事情报，培训汪伪特工，是与川岛芳子齐名的日本王牌女间谍。
南造云子1909年生于上海，自幼受到其父军国主义思想的灌输，13岁便被送到日本一所特工学校受训，学习文化与英、汉两国语言，以及化装、射击、爆破、投毒等间谍必需掌握的专门技术。她的启蒙老师便是赫赫有名的“间谍大师”土肥原贤二。
1926年，17岁的南造云子被派到大连从事间谍活动，三年后奉命前往南京，化名廖雅权，以失学青年的身份打入国民党国防部汤山温泉招待所当招待员。汤山温泉位于南京郊区，风景幽美，招待所建造豪华，设施先进，国民党高层军政要员经常在这里举行秘密会议。因此日本特务机关派南造云子打入这个招待所，伺机窃取中国的军事政治情报。
南造云子生得娇媚俏丽，能歌善舞，又巧于周旋，极有交际手腕。时间不长，她便迷倒了几个国民党军官，从他们那里得到了几份重要军事情报，其中吴淞口要塞司令部送呈国防部的扩建炮台军事设施的报告也在其中。这一机密情报使日军对吴淞口的炮位分布、炮兵人数、地道与明碉暗堡的数量和位置了如指掌。
1937年7月，南造云子奉命配合日军进攻南京，化装成银行职员到南京秘密活动。她利用各种关系，很快结识了国民党行政院主任秘书黄浚和他的儿子、外交部副科长黄晟，并以重金收买生活糜烂的父子俩，让他们提供情报，进而编织了一张间谍网，包括国民党军政部、参谋总部、海军部，都有她的内线。
1937年7月28日，蒋介石在中山陵的孝庐召开最高国防会议，决定采取“以快制快”、“制胜机先”的对策，利用日本关东军与其他部队行动暂未统一的有利时机，抢在曰军大部队向长江流域发动大规模进攻之前，在长江下游最狭窄的江阴水域沉船，并利用军舰和两岸炮火封锁江面，以截断长江航道，以此阻止日本军舰沿长江西进，同时以优势兵力，将长江中上游九江至重庆一带的70艘日军舰船和6000多海军陆战队包围歼灭之。
这次高层军事会议属绝对机密，由侍从室秘书陈布雷和黄浚担任记录。会后，已经被日军收买的黄浚立即将这一重要情报密告南造云子，南造云子见情况紧急，火速将情报报告日本驻华使馆中村少将，由他直接电告东京日军大本营。
日军大本营得到这一情报后，立刻采取紧急对策，令九江以东之海军陆战队连夜东进，长江中下游所有口本军舰和商船立即沿江东下，赶在江阴要塞尚未封锁之前撤至长江口。封锁江阴要塞的军事计划就这样破产了。
“七七”事变之后，日本政府为了一举制服蒋介石与国民党政府，曾命令潜伏在中国的日本间谍暗杀蒋介石。南造云子接到命令后，两次策划了刺蒋的行动。
8月上旬的一天，蒋介石指示中央军校举行一次“扩大总理纪念周”活动，并要到场发表讲话。正当与会人员静候蒋介石}H面时，总值日官突然宣布：有两个可疑分子混入军校，现正在搜查。但那两个乘轿车进入校内的身份不明的人被发现后，已经逃走。宪兵经过一番调查，也无结果。
不久，“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蒋介石几次欲去前线视察和指挥作战，但宁沪间的铁路和公路均被日本空军严密封锁，极不安全，故一直未能成行。8月25口，蒋介石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副参谋长白崇禧说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次日要去上海会见日本驻上海领事馆总领事川樾茂，建议蒋介石随车前往上海。当时英国是中立国，日军飞机不会轰炸英国大使的汽车。蒋介石当下接受了白崇禧的建议。
不料，黄浚恰在会上，会后，他立即将这一情报传递给南造云子。
翌日，英国大使的汽车在开往上海途中，遭到两架日军飞机的轮番袭击，汽车被炸翻，许阁森身负重伤，生命垂危，随行人员将其急送至沪西宏恩医院抢救。蒋介石因事临时终止上海之行，才幸免于难。
一连串重大泄密事件使蒋介石意识到，有日本间谍打入了政府高层，他立即命令宪兵司令谷正伦秘密调查，限期破案。
调查小组分析，几次重大泄密都是最高军事会议的内容，便在高层军政人员中进行排查。黄浚平时生活放荡，与日本人素有来往，被列为重点嫌疑。这时，宪兵又查出闯入中央军校的可疑分子乘坐的正是黄浚的轿车。黄浚被列为重点嫌疑，谷正伦遂命令特工严密监视黄浚的行动。
特工经过一番监视盯梢，终于掌握了黄浚与日本间谍的联络地点，以及传递情报的方式，在一次黄浚等人和南造云子等间谍秘密聚会时，将他们一举抓获。
经审讯，黄浚父子对其罪行供认不讳，最后经军事法庭审判，以通敌卖国罪判处黄浚父子死刑，公开处决；判处南造云子无期徒刑；其他人等皆判有期徒刑。按照国际惯例，战时抓到敌方间谍，可以判处死刑，也许国民党当局为了牵制日方，才未判南造云子死罪。
南造云子被关押在南京老虎桥中央监狱。数月后，口军进攻南京，南造云子凭借惯施的伎俩，以色相征服了看守，竞逃出了监狱，潜往上海。
南造云子到上海后，任日军特务机关特一课课长。她指挥日本特务摧毁了国民党军统的多个秘密联络点，诱捕了数十名军统特工人员，并经常进入英、法租界，逮捕抗日志士和共产党人。后来，她又一手扶植起以丁默邨、李士群为首的汪伪特工总部，对抗日爱国人士进行残酷的迫害和杀戮。国民党情报部门对她恨之入骨，多次派人刺杀，均因她防范甚严而未能得手。
1942年4月的一天晚上，南造云子单独驾车外出时，被一直监视她行动的三名军统特工发现，三名特工立即秘密跟踪，伺机下手。当南造将车停在法租界的霞飞路百乐门咖啡厅附近，下车走向店门时，三名特工一齐向她开枪。
南造云子身中三弹，当即倒在台阶上，在被日本宪兵送往医院途中死去，时年33岁。可怕的“帝国之花”终于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井上吹嘘其手下虽只有60多人，但可以抵得上日本陆军的一个师团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中围的广大地区相继成为沦陷区。在口军占领地区从事间谍活动的浪人们，不需要再以种种合法身份做掩护，他们开始公开地建立特务组织，明日张胆地充当侵华日军的鹰犬，干了不少罪恶勾当。
上海的“井上公馆”便是其中一例。
日本浪人井上早年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他在日本陆军中混了一段时问，觉得在军队中行动处处受到限制，不久便辞去军职，充当无业游民。
1937年初，井上来到上海，混迹于虹口区的日侨中，后来在南京路哈同大楼三楼租了几间房子，开设了“通源洋行”，以开展中日贸易做掩护，从日本国内招募一批浪人为骨干，收买一些汉奸当爪牙，进行间谍和恐怖活动。
“八一三”淞沪之战爆发后，井上非常活跃，为了协助日军作战，他指挥手下的浪人和汉奸，在中国军队后方的交通据点、军队隐蔽处附近，或在军车往来的公路线上，白天利用镜面反射日光，夜间发射信号弹，指示日军飞机出动轰炸，使日本空军的投弹命中率大大提高；又在上海郊区各城镇乡村的井沟河渠中投放毒药，毒害中国军队和无辜百姓。并且在上海地区策划布置了多起绑架、暗杀和破坏活动，制造恐怖气氛，以破坏我军民抗击日军。
上海沦陷后，井上更加有恃无恐，他以虹口天潼路菜场横街的一座日本式两层楼房作为间谍活动的基地，聚集一批浪人，疯狂地进行搜集情报、绑架、暗杀等活动，残酷杀害中国抗日人士。
这座楼房的门口，用竹竿横挑一面约三尺长、二尺宽的长方形小旗，在上面绣着“井上公馆”四个黑字。大门没有警卫，门经常开着，但是在楼房的平台上，却经常有一个面孔阴沉的日本人在监视出入公馆的人。进入公馆大门，穿过一个小花圃，便是一楼的大厅。大厅中间摆着两张长桌和几条凳子，靠墙放着两张写字台，陈设比较简单。大厅两侧和楼上都是小房问，作为寝室和办公室。
从外表看来，井上公馆清静整洁，和一般日本侨民的住处并无不同，但其内部却给人以神秘、阴森之感。
井上当时40多岁，中等身材，窄长的脸型，面容苍白，经常身着西装，手中拿着一根手杖，手杖内藏有利刃，必要时可以用来防身。他平时脸色阴沉，少言寡语，对待手下十分严厉，因此手下的人对他十分惧怕。由于他在日本军部中有很多同学和同事，有相当过硬的后台，因此他十分傲慢，从不把一些日本军官或外交人员看在眼里。
在井上手下工作的日本浪人共有60多人，年龄在20至40岁之间。公馆内没有一个女性，连仆人和厨师都是日本男子。他手下的浪人，都在日本谍报机关或黑龙会等秘密社团开设的间谍训练机构受过严格的训练，具有一定的文化和军事知识，熟谙情报、化装、游泳、驾驶、射击、擒拿、剑术、格斗、爆破、暗杀、通讯等进行间谍和恐怖活动的技能，并且大多在伪满或华北搞过几年的情报，熟悉中国社会的风俗民情，有的还能讲一口颇地道的北方话或上海方言。这些人都受过法西斯主义和武士道精神的灌输，且具有很强的独立行动的能力，敢于独自深入危险地区，或潜入中国军队后方执行任务。
井上曾经说，他手下虽然只有60多人，但在所发挥的作用上，可以抵得上日本陆军的一个师团。这虽然是吹嘘，却也说明这帮浪人具有很强的搞间谍活动的实力。
井上因在配合日军侵华方面有过大功而为日本军部所信赖，并且在上海日侨和浪人中享有很高的“声誉”。
井上的行动十分诡密，他不常在公馆露面，平时住在北四川路的新哑酒店，对外接洽大多是在哈同大楼的通源洋行，而且经常另外约定地点，搞得神出鬼没，让人无法确切地知道他的行踪。
井上公馆虽然只是一个由日本浪人组成的间谍组织，不是口本的官方机构，但是由于他们的间谍活动成绩突出，因而得到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和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的承认和积极支持。活动经费方面虽然没有明确的规定，但井上凡有所需，可以随时向驻上海日军司令部或领事馆无限制地领取。因此，无论是井上本人，还是他的手下，生活都很奢侈。
井上公馆的浪人问谍除了刺探军事情报、抗日人士的活动，制造恐怖事件，收编土匪团伙和散兵游勇，组成汉奸武装之外，还全面调查中国政府上中层军政人员遗留在上海租界的住宅、财产以及亲友的下落等等，准备等日军侵占租界时，进行掠夺利用。同时，他们还调查上海的留日中国学生、侨日商人和中国各个时期遗留下来的失意政客、在野军阀、无聊文人等，以备将来从中遴选条件合乎要求者，充当各地伪组织的骨干。上海沦陷初期，附近各地日伪组织的头目人选大多是由井上公馆调查提供的。
井上及其爪牙还经常对在上海的日本中上层军政人员和资本家的活动情况加以调查，如果发现他们有贪污渎职或舞弊行贿等违犯日本法律、军纪的行为，立即上报揭发，或者敲诈勒索，索取巨贿了事。因此，这个非官方的秘密间谍组织具有特殊的权力，使得一些日本军政要员和侨商对它畏之如虎。
1938年初，日军在侵占上海和苏南地区之后，为了贯彻“以华制华”的恶毒政策，首先在上海虹口北四川路新亚酒店成立了“维新政府”，并且在各地成立伪政权。“维新政府”以汉奸梁鸿志、温宗尧、陈群、任援道等人为首，各地伪政权的头目也都是铁杆汉奸。
“维新政府”及各地伪政权都是一些行政机构，防卫和对付抗日游击队的力量十分薄弱。为了支持这些伪政权，以使其协助日军统治和奴役沦陷区人民，驻上海日军司令部便积极着手筹组一批伪军。
1938年2月，“维新政府”下面设置了绥靖部，井上就是筹组这个敌伪武装特务机构的主要人物。后来井上又担任了绥靖部的顾问。他派出浪人间谍配合各地汉奸，收编土匪和杂牌武装，组成了三个伪绥靖军司令部，并且把手下的塔尾、井手、山口、中村等10余名浪人，派到各伪绥靖军司令部担任顾问官，具体策划、指挥这些伪军进行罪恶活动。
井上公馆对收编各地土匪、散兵游勇，不外乎采取威胁利诱两种手段。在利诱方面，井上除了以甜言蜜语进行哄骗，或委任动听的头衔之外，还根据情况发给枪支弹药和活动经费。他甚至给匪首们以走私贩毒等方面的方便，使他们在牟取暴利后感恩戴德，听从他的操纵指挥。此外，井上还经常派手下向各匪首分送军刀、皮靴、雨衣、啤酒、香烟等各种实物，或颁发奖状和奖金，以示鼓励。他有时还邀集伪军军官和土匪头目，到虹口日本妓院饮酒作乐，并且广施小恩小惠，向伪军、土匪头目的家属分送日本被褥、瓷器等日用品和小孩用的御果子（一种日本糖果）、玩具等等，以此和他们联络“感情”。
在井上的多方利诱下，那些汉奸都死心塌地地为他效命。
新亚酒店是一座六层暗红色楼房，伪维新政府设在酒店的四楼，三楼是绥靖部的办公所在地，共占用了10多间房屋。井上作为该部的顾问，经常住在三楼，策划指挥各项特务活动。上海黑社会组织“安清总会”的下属机构“黄道会”，也设在三楼。
黄道会是安清总会的常玉清组建的。早在“一·二八”上海事变时，常玉清就和汉奸胡立夫组织了闸北地方居民维持会，趁战乱之际荼毒人民，为非作歹。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胡立夫被捕伏法，常玉清在日军庇护下潜逃到大连。
“八一三”淞沪之战爆发后，常玉清重返上海。他本想和苏锡文趁乱合搞“上海大道政府”，与苏掌控上海的伪政权，但因来迟一步，未被苏接受。在井上指使下，他以安清总会作为资本，组成黄道会武装特务组织，充当日军的耳目和打手。井上特派冢本担任黄道会的顾问，策划指挥其具体的行动。
常玉清正式开香堂的门徒有100多人，门徒的门徒尚不计算在内。这些人都是一些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上海租界处在英、法、美等国的控制之下，日军还不敢明目张胆地在租界捕人杀人，于是便指使黄道会在租界搞罪恶活动。
黄道会的成员在浪人顾问冢本的指使下，经常化装潜入租界，调查租界中抗日进步人士的活动情况。凡发现抗日进步人士，轻则写信警告恫吓，重则绑架暗杀。当时租界中的《大陆报》编辑张似旭、《社会晚报》主编蔡钓徒等，就是被黄道会杀害的。
蔡钓徒是上海浦东人，年轻时便在报界谋生。1934年，他创办了《社会晚报》，自任发行人兼经理。《社会晚报》虽然是一家销路并不太广的报纸，但因经常报道一些刑事案件，故蔡钓徒得以结识了一些租界巡捕、警察乃至黑社会人物。救国会运动发起后，蔡钓徒也投身其间，中共地下党对他的爱国表现颇为关注，几次与他秘密约见，深入交谈，他也向联络者表明了愿为抗日尽力的决心。
常玉清组织黄道会时，为了能与报界拉上关系，也请蔡钓徒参加。他向中共地下党报告这一情况后，奉命打入敌人内部。他在常玉清的引荐下，与日本特务机关头目西川认识。经西川推荐，日军委任他为“维新政府”的新闻检查官。如此一来，他便经常出入新亚酒店，并且成了井上公馆的常客。他所办的《社会晚报》也享有不受检查的特权，并且可以领取日伪的津贴。
1938年初，继上海、南京之后，杭州又被日军占领。有人建议蔡钓徒利用《社会晚报》免受新闻检查的特权，报道中国军队和游击队抗日的消息，以振奋沦陷区的人心。蔡钓徒知道在日军占领区这么干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但出于爱国之心，还是接受了这一建议，冒险刊登了一些中国军队在某地打了胜仗、日军损失如何惨重的战事新闻，使读者受到很大的鼓舞。
这一举动，令日军深感意外。西川大发雷霆，把常玉清臭骂一通，要他警告蔡钓徒，不得再刊登抗日新闻。紧接着，报社便于夜间遭到手榴弹袭击，蔡钓徒也接到威胁电话，但他对这些恐吓行动置之不理。
数日后，常玉清奉冢本之命，以请蔡钓徒赴宴为名，将他诱到新亚酒店后，令手下对他严刑拷打。
常玉清逼问他：“抗日新闻是从哪里来的？”
蔡钓徒回答：“是友人寄来的。”
“你领的津贴都做什么用了？”
“我朋友多，那些钱都花光了。”
常玉清见审不出什么结果，恼羞成怒，令打手们将蔡钓徒押到郊外，将他先活埋至颈部，然后割下他的头颅，挂在法租界薛华立路巡捕房对面的电线杆上，并在头颅上贴一白条，上写“抗日分子结果”数字，又在旁边贴有“斩妖状”，声称：“余等以断然手段对付死者，让其他中文报纸主笔知所警惕！”以此对上海新闻界进行恐怖威胁。
薛华立路巡捕房是法租界卢湾区的总巡捕房，黄道会此举，可谓“在太岁头上动土”，法警当然不能置之不理。但是，正当三名法籍警务人员开展案情侦察时，忽然各接到一封匿名信，信封内均附有新砍下来的大拇指一个，警告他们不得追究其事，否则当以激烈手段对待。
黄道会继杀死蔡钓徒之后，又以安排就业为名，将三个收容所的难民诱至南市杀害，并且将人头悬挂在法租界内。随后又派人到挂洋旗的《文汇报》社和《华美晚报》社投掷炸弹，制造恐怖事件。后来法租界巡捕房捕获嫌疑人杨家驹、许德林等多人。经审讯，这些人均为黄道会员。据杨家驹供称，所有发生在法租界内的恐怖活动，均是奉日本浪人冢本之命，由常玉清布置进行的。
此外，进步艺人周信芳在上演爱国京剧时，多次受到威胁警告，并收到装有子弹的恐吓信，中国银行同孚路分行被大批暴徒捣毁等一系列恐怖事件，均系黄道会所为。
后来井上又组织了一个“万岁俱乐部”，参加人员大多是混进租界巡捕房的日本巡捕、警官和领事馆的间谍。这些人有的在日本就当过间谍或警探，有的已在中国搞过多年的情报活动。
万岁俱乐部的任务，主要是调查居住在租界内的一些中国失意政客、官僚军阀，或是退职退休的文武人员、做寓公的所谓名师名儒，以及各界地方名流和帮会组织，并指导上海的日侨如何施展手腕，与一般中国人发展“友谊关系”，伪装亲善，以刺探有用的情报。
万岁俱乐部的成员搜集到各种情报后，统一交给井上，再由井上指使黄道会的顾问冢本和常玉清研究制定行动计划，派遣会员分头进行各种罪恶恐怖活动。
黄道会的会员经常开着小汽车闯进租界，绑架抗日进步人士，押回新亚酒店，经过残酷的拷打，再用刀杀死，将尸体搬到浴缸中肢解，或将人按在浴缸中斩杀。然后，暴徒们在深夜将被肢解的尸体抬到新亚酒店外的空地上秘密掩埋。后来因为空地已掩埋不下，暴徒们又改用卡车，于深夜将死者的尸体运到荒郊埋掉。新亚酒店成了杀害抗日进步人士的魔窟。
井上公馆在各个行当、阶层都有帮凶。上至南京国民党军政机关中的高级官员，下至旅馆中的侍者，都有井上公馆布置的眼线和密探。
井上公馆有充足的经费来源。井上除了可以在曰军及领事馆不受限制地领取经费之外，还有从各方面敲诈勒索来的大笔收入。
井上本人挥金如土，对有求于他的手下人毫不吝啬，因此不论是他手下的浪人们，还是被收买利用的汉奸爪牙，个个都乐意为他卖命。
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不断深入发展与沦陷区各地伪政权的成立，日军对占领区的统治局面逐步趋于稳定，日本侵华派遣军司令部及伪维新政府也由上海迁往南京。
在日军的策划扶植下，其他敌伪特工总部及特务组织也相继成立，日本军方认为井上公馆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便指示井上予以撤销。
井上公馆撤销后，井上对手下的浪人做了安排，其中20多人调到南京侵华日军总司令部继续从事间谍工作：10多人调入新成立的上海日军特务机关，插入各课室，担任骨干；10多人调往南京伪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担任训练特务的教官：10多人调到沦陷区大城市如徐州、济南等地，主持和组织掠夺收购铜、镍、锡、铅等战略物资的工作。另有少数人秘密潜入中国内地省份，继续搜集情报。
井上本人则带领主要亲信塔尾等人，在京沪线一带继续搞间谍活动。1939年，他又在徐州一带用敲诈勒索的手段掠夺民间各种有色金属，作为战略物资运往日本，并因此发了大财。
井上公馆撤销之后，这座神秘而又恐怖的日本式两层楼房被日军接管，作为特务机关工作人员及其家属的宿舍。
散布在中国各地的浪人间谍组织不知凡几，井上公馆只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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