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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浪人拥有松花江的冰块‘专卖权”，更有甚者，拥有全市打扫烟囱的“独占权”，借此大发横财

“满洲国”在日本关东军的策划下，于1932年3月1日建立之后，中国东北和内蒙古部分地区便成了日本人的天下。

日本政府和军部除了抓紧健全政治、军事体系，以加强对“满洲国”的控制之外，另一个重要侵略措施就是向东北大批移民。“九一八”事变之后不到一年，东北地区的日侨便由以前的几万人增加到15万人以上，而且仍呈迅速增加的趋势。许多日本浪人也相继来到“满洲国”，以图在这块土地上实现他们的种种野心。

“满洲国”成了日本浪人的乐土。

“满洲国”建立之后，日本在东北成立了一个包括政治、军事、经济、外交诸方面的领导机构，这个机构的全称叫做“帝国在满洲的政务机关”。

政务机关虽然由日本驻满领事馆、关东厅、关东军司令部三个组成部分，但是，驻满特命全权大使、关东厅长官均由关东军司令官兼任，而日系官吏的任命和政治指导，也由关东军司令部负责。因此，这个政务机关其实是由日本军阀所把持的。

政务机关迅速委任了一批“顾问”、“咨议”，其中有不少是在中国从事特务活动的大陆浪人。日本军阀之所以任用这些熟知中国情况的浪人，目的是对中国人民加强统治。渐渐地，这些浪人统统发了大财。

既然一纸委任状可以使不名一文的浪人很快成为富翁，颁发委任状的人当然也不愿错过发财的机会。不久，关东军司令部便规定，凡欲被委任做“顾问”、“咨议”者，必须先交纳一笔费用，说穿了就是交上一笔买官费。

尽管买官费数额巨大，愿意买官者仍不乏其人。因为只要买到一个官做，就可以无所顾忌地搜刮民脂民膏，转眼腰缠万贯。

浪人吉野原无正当职业，他出50000元买到了一个“警务部”高级顾问的肥缺，两年之后，他便拥有大量的财产，并且在银行里存了30万元巨款。

一个名叫卫下内的浪人，连任了三年警务部刑事科的“高等顾问”，每年献给关东军司令部的赃款高达10万元，可想而知，他私人从中国百姓身上榨取的钱财数额是何等巨大。

有一种形同敲诈的搜刮钱财的办法，就是所谓的“户籍调查”，几乎每过一个月，报上便会登出一个公告，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居民的门牌号数需要更换，一个新门牌需征收一块钱。这种门牌是一块薄薄的马口铁做的，实际上只值几分钱，而且是一用再用。随着门牌的不断更换，那些花钱买官做的浪人便富得流油了。

关东军司令部不仅靠卖官牟取巨利，而且靠出售名目繁多、甚至是荒唐可笑的“专利”捞钱，使那些来“满洲国”淘金的日本人有了更多的发财机会。

哈尔滨的居民家中多有冰窑，以此在冬季贮存冰块供夏季使用。每逢冬季，松花江畔的居民到江面上敲取冰块，然后用雪撬运往哈尔滨及其近郊出售。日本人当然也可以随意到松花江上去敲冰。

但是，到了1933年的冬天，松花江上的冰决便不再是可以随便敲取的了。因为有个叫高桥的日本浪人，向关东军司令部交纳了10000元，获得了松花江上的冰块“专卖权”。

关东军司令部收下了高桥的钱，便派兵驻守在江边，保护他的“专卖权”。从此，中国百姓如果要到江上敲取100公斤冰决，需向高桥交纳5角钱。松花江上的冰块取之不竭，浪人高桥也因而大发其财。

浪人矶田原先开了一个出售玩具和漆器的小商店，但是由于商店无利可图，矶田便想出了一个新奇的主意：他把商店卖掉，然后跑到关东军司令部，声称他愿交纳10000元，取得哈尔滨市打扫烟囱的“独占权”。所谓“独占权”，即哈尔滨的烟囱不可由别人打扫，别人一打扫，就触犯了他的利益。

关东军司令部居然答应了矶田的要求，在收下他的10000元后，派了10个宪兵去听他的指挥。于是，“哈尔滨市打扫烟囱专利社”隆重开张营业了。

从此以后，隔不多久，哈尔滨每家每户都要上演一幕相同的场景：

一个宪兵、一个翻译，再加一个华工，组成一个打扫队，来到一户居民家门前敲门或揿门铃。门敲开之后，是一番千篇一律的对话。

“请问你们找谁？”居民问。

“我们要见这家的主人。”翻译说。

“我就是，有什么事，请吩咐。”

“我们是来打扫烟囱的。”

“打扫烟囱？我家的烟囱很干净，用不着打扫嘛。就是需要打扫的话，我也可以随便请谁来帮忙呀。”

“先生，你这就错了。哈尔滨的烟囱，除了我们‘打扫烟囱专利社’可以打扫之外，谁也没有资格干这项工作。你还是老老实实让我们进去打扫你家的烟囱吧，否则我们就不客气了。宪兵在这里，你要是不让打扫，他不但要叫你出打扫费，还要叫你缴违警罚款。你看着办吧。”翻译态度强硬地说。

“打扫费要多少钱呢？”居民软了。

“两块钱。”

“好吧，我给你们两块钱，请你们走吧，烟囱要不要打扫，就不用你们管了。”

紧接着，这幕闹剧又在第二家门前上演了。

沈氏做梦也没有想到，早已作废的借据，在日本浪人的手里又重新生效了

哈尔滨最出名的骗子，要数浪人山崎。他曾经加入过基督教，但基督并未能够使他行善，与基督的教义相反，他倒是无恶不作。

山崎看别人靠买取“专利”大发横财，也心生一计。一天，他到关东军司令部去说出了自己的设想：他要开设一个专收债券、借据、期票和各种债务契约的事务所，只要军方肯与他合作，他愿意将净利的四分之一交给他们。他的想法得到军方的赞同。于是山崎便在中央大街和六道街转角处挂牌营业了。

山崎的业务开展得很顺利，他不问债券是真是伪，或者欠与不欠，也不顾到不到年份，一律按照票面价值的百分之二至五的低价收进。一些手握债券却无法收回债款的人，觉得与其让债券成为废纸，不如卖给山崎，这样多少还可换回一点钱用。

但是，这些没有用的债券到了山崎手里，却恢复了应有的价值。他在日本宪兵的配合下，渐渐地按照票面的全数收回了许多债项，并且外加从3分到36分不等的一年的利息。这种骇人听闻的重利是“满洲国”的法律所特许的。

仅举一个例子，就可以看出山崎杀人不见血的盘剥手段是如何高明：

哈尔滨著名的放印子钱的鲍勤，以700元的代价，将25000元票面的期票卖给山崎，这些期票，有的是假的，有的已经付清，有的已经过期多年。其中有一张200元的借据，是寡妇沈氏三年前写下的，沈氏早已将本利一齐还清。还款时，鲍勤推说借据遗失，只给沈氏一张收条，证明款己还清。

沈氏万万想不到，时隔三年之后，还有人上门逼债，而这笔莫须有的债务足以叫她倾家荡产。

这一天，山崎带着一名保镖来到沈氏的住处，口气很温和地用中国话问沈氏：“请问，你就是沈太太吧？”

“我就是，二位找我有什么事？”沈氏见两个日本人突然登门，不禁心中忐忑。

“你是否还记得，三年前你曾经向一个叫鲍勤的人借过200元钱吧？”

“记得，我是向他借过钱，不过我早就把这笔债还清了。”

“沈太太一定是记错了，请你看看这是什么？”

山崎说完，狡狯地一笑，向沈氏出示了她亲笔写的借据。

沈氏看了借据，镇静地说：“这张借据是我写的，但我的确还清了那笔钱，我这里有鲍勤的收据。”随后，沈氏从箱子里翻出了那张鲍勤写给她的收条。她为三年来一直保存着这张收条而暗自庆幸。

谁知山崎接过收条，草草看了一眼，便不屑地掷还给沈氏，说：“我现在不看这个，我只按我手中的借据讨还债务，你必须还清本洋200元和三年来按每月5分计算的利息。”他顿了顿，接着一板一眼地说，“另外还要付给我845元的手续费。”

沈氏听了山崎的话，大吃一惊，急忙争辩说：“先生，你可不能不讲道理呀，我的确已经还清了鲍勤的债，而且我手里还有他写给我的收据。”

山崎脸色突然一变，蛮横地说：“我已经跟你说过，我现在不看这个，你必须在三天内把所欠的钱和手续费凑齐，送到我的事务所去。”

“先生，我……”

沈氏还要辩解，山崎却向保镖一摆手说：“不要听她口罗嗦，咱们走！”掉头出门而去。

山崎走后，沈氏在家中呆坐良久，茫然不知所措。这种蛮横无理的敲诈，简直如飞来横祸，她这个可怜的寡妇带着一个女儿，仅有一间小屋藏身，即使把全部家当卖掉，也付不出这笔巨款。她在“满铁”当雇员的女儿下班回家后，见母亲满面愁容，便问家中发生了什么事情。沈氏忍不住失声哭泣，说出了日本人山崎上门敲诈的经过。女儿听了，不知如何是好。母女俩抱头痛哭一场，一夜无眠。

三天过后，山崎带着一名打手和两个日本宪兵来到沈家，质问沈氏，为何不按时将债款送交他的事务所。沈氏又是辩解，又是哀求，说她的确已经还清了鲍勤的债务，而且家中毫无积蓄，实在无法拿出钱来给山崎，请他高抬贵手，放过她孤女寡母。

山崎吼道：“拿不出钱来也行，我把你的房子拍卖抵‘债’！”

山崎的公开敲诈，令沈氏的邻居们感到愤怒。但是，山崎有宪兵撑腰，大家只是敢怒而不敢言，谁也不敢站出来为沈氏打抱不平。

后来，围观的居民中有几人出来为沈氏求情，要山崎再宽限几天，容大家帮沈氏想想办法，山崎才答应再给沈氏三天时间，到时如拿不出钱来，他就将她母女赶出家门，将房子和家产拍卖抵“债”。

山崎走后，沈氏母女俩一筹莫展，别说三天，即使是再过三个月，她们也凑不到这笔钱。但是，时值隆冬，如果房子被山崎拍卖，她娘俩将无处藏身，到那时，恐怕只有死路一条。热心的邻居们一起为沈氏出主意，有的说，事到如今，只有由亲友们凑一笔钱给山崎：有的说，干脆豁出去，到宪兵司令部告山崎敲诈良民……

但是，沈氏在哈尔滨并无亲戚，邻居们的生活也很困难，凑钱抵“债”，行不通。至于到宪兵司令部去告山崎，就等于到土匪头那里去告他的部下抢劫，不仅得不到公道，说不定更加遭殃。

后来，有人说，沈氏的女儿在“满铁”供职，不妨求“满铁”的日本人出面对山崎施加压力，以日本人压日本人，也许能行。

沈家母女觉得也只有如此。翌日，沈氏的女儿上班后，即向她的上司求助。但她一连找了几个人，他们都说山崎的债券事务所有宪兵司令部做后台，他们不好出面插手此事。后来沈女几经奔走，终于说动了一位在宪兵司令部有朋友的日本官员，这位日本官员通过他的朋友，出面与掌管“专利”部门的日本人交涉，对山崎施加压力，沈氏才免遭敲诈。

不料，半月之后，山崎却指使几个口本流氓，深夜闯进沈家，将其家用大部分捣毁，并将沈女轮奸。

山崎诸如此类的恶行举不胜举，他倚仗宪兵这座靠山，盘剥到了无数的房屋、店铺、土地和各种各样的产业。

无论在长春、哈尔滨，还是在奉天，饭馆、咖啡店、酒吧间的老板们都对日本浪人畏之如虎，他们不分昼夜，随时都会成群结队地闯进华人或俄人所经营的店里，令全班侍役放下所有的工作来伺候他们。这些人大吃大喝一通，酒醉饭饱之后，分文不付，抹抹嘴扬长而去。老板若是胆敢要钱，轻则遭一顿打，重则被砸毁店铺。

吃完就走的浪人，还算是好对付的，有些人临走时见了中意有用的东西，便顺手牵羊，将其带走，大到金银器皿、留声机、无线电、安乐椅，小到一张台布、一瓶酒，都在拿走之列。一些浪人归国时所带的这样那样的“纪念品”，十之有九是靠掠夺而来。

在东北乡村，日本浪人敲诈勒索的手段也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浪人携带着数十本日文小学课本，到乡村强迫村民购买，每本索价50元。村民如不愿买，浪人们就说他们有反日情绪。村民深知，这个罪名一旦被告到日本宪兵那里，就会被抓去坐牢或服苦役，甚至被酷刑折磨而死，只得东借西凑，花上50元买下一本毫无用处的东西。

浪人们除了卖日文课本，还到各地强卖“御影”。所谓“御影”，便是“满洲国”傀儡皇帝溥仪的画像。御影的价格，要视买主的财产而定，穷户一般需出价三四元，富户则要出价四五十元。百姓们若不愿买，浪人们便说他反对“日中亲善”，这一罪名，足以吓得百姓心里发毛，赶紧掏钱。

出售日文课本和溥仪像的浪人虽系敲诈，总还有个借口，有些浪人连借口也赖得找，干脆跑到村里，找村长纠缠，硬说他遗失了东西，被村人拾去，要村长赔偿，并且振振有词地说：“现在，大日本帝国在满洲实行王道政治，国民应路不拾遗，哪能随便乱拾东西？”直到村长按他的要价，凑钱给他，才算了事。

一家小商店的老板遭到浪人绑架，等到老板娘筹来赎金，老板早在两周前就魂归西天

在“满洲国”，绑票的事几乎每天都会发生。许多中国百姓被绑票者勒索得倾家荡产，有的人因拿不出巨额赎金而惨遭杀害。

这种残酷的敲诈行径，常常是日本浪人与宪兵勾结起来干下的。

由于大批的日本移民和浪人涌入东北，由浪人为主体的恐怖组织也应运而生。在沈阳，拥有相当势力的鹤鸣会，即是其中之一。

“鹤鸣”是双关语，在日语中，“鹤鸣”同“革命”一词的发音相同。该会的首领是一个崇尚暴力活动的浪人。在他的指挥下．，这个恐怖组织以各种方式迫害中国人，绑票剪径、敲诈勒索，无所不用其极。

梁永昌是沈阳一家小商店的老板，一天深夜，鹤鸣会的六个日本浪人闯入梁宅，将他绑架，关在铁西区一处废弃的厂房里，然后派一个中国流氓到梁家传信，要梁妻限期拿出3万元赎金，否则便将梁永昌杀死。

梁永昌做的是小本生意，根本拿不出这笔巨款，为救丈夫，梁妻拿出了所有积蓄，又四处求告，向亲友借钱，东拼西凑，仅筹到万余元。

绑架者的头目中野良朋，见梁家并不像他所想象的那样有钱，同意将赎金降至15000元。但其中一名叫铃木的浪人却提出反对意见，他说，他对梁永昌家的经济状况已了解清楚，他也许拿不出3万元现款，但他只要将商店拍卖出去，就可凑齐这笔赎金，而在沈阳，梁永昌的商店还是很容易找到买主的。他说：“我不相信他会把金钱看得比生命更重要。你如果让我来办这件事，我一定会叫他拿出3万元。把这件事交给我吧，我会让你满意的。”

中野听铃木说有把握诈出3万元来，便说：“好吧，就看你的了。你要能叫那个姓梁的拿出这个数，除了你应得的一份外，我再赏你2000元。”

铃木听说诈出钱来就能领取重赏，更加来了劲头。当天夜里，他和两个打手来到关押梁永昌的一间水泥小屋里，逼他写信叫妻子将商店拍卖掉。

商店是梁永昌一家的生存之本，他当然不愿轻易把它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