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每次到上海活动总要到杨登瀛家做客，每次来前，杨登瀛都及时通知陈养山，让他回避。当杨剑虹代表国民党特务机关正式提出要杨登瀛入伙时，他一时拿不定主意。
杨登瀛不是不想做官，不过让他当侦探搞反共，当特务机关的官，这并不符合他的处事原则。当侦探，首先要对付的当然是共产党。他不愿意成为共产党的敌人，这样不但对不起朋友，自己的安全也会受到威胁——中共中央特科的厉害他是知道的。不过转念一想，如果暗中帮共产党做点事，又弄一点共产党的消息去敷衍国民党，既可以在国民党那里做官，又可以不担风险，岂不两全齐美，何乐而不为？
这种选择很符合杨登瀛的处世原则。于是他找到陈养山，把杨剑虹要他做侦探，准备在上海侦察共产党及其他反蒋党派活动等情况向陈养山和盘托出，并诚恳表示愿意表面上接受国民党的任务，暗中帮助共产党，将自己了解到的情报及时向共产党通报。
陈养山在长期的交往中，已十分了解杨登瀛的为人，他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情报，便立即向江苏省委作了汇报。中央特科对陈养山报告的情况极为重视。周恩来指示陈赓尽快约见面谈。
第一次同杨登瀛见面，陈赓详细询问了他同国民党人的关系后，当即表示很乐意同他建立关系。他向杨登瀛提出，除了同党务调查科继续保持联系外，还应同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上海市政府和淞沪警备司令部等机关取得联系。
最后，陈赓问杨登瀛有什么要求，杨登瀛提出同那些党棍、特务来往，需要花一些钱。另外，如果国民党方面向他索取共产党的情报，应如何处理。
对于杨登瀛的问题，陈赓一一作了答复，基本满足了他的要求。
蒋介石和陈立夫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在上海的第一个特务机关刚刚建立，就已经掌握在中共中央的特科手中了。
杨登瀛第一次接受党务调查科的任务，是由杨剑虹介绍去见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钱大钧，办理要求英国巡捕房派人在租界搜捕共产党人的手续。但是关于搜捕地址，杨剑虹事先却不让杨登瀛知道。
当杨登瀛跟随杨剑虹伙同巡捕房前去一处中国共产党秘密机关抓人时，他才知道搜捕的地址是在马立新村。因中国共产党秘密机关人员早已转移，巡捕房的这次行动扑了空。事后，陈立夫专程赶到上海，亲自去现场考察了一番。
显然，陈立夫等人尽管对杨登瀛非常赏识，但是要将极其重要的上海侦探工作交给他，还是不敢完全放心的。
中央特科决定帮助杨登瀛尽快取得敌特机关的信任。要让杨登瀛这个反间谍关系充分发挥作用，取信于敌是一个关键。
陈赓经常与杨登瀛一起研究情况、探讨办法。陈赓有选择地向杨登瀛提供一些中国共产党的文件，如公开宣言、传单之类，至于公开刊物《红旗》《布尔什维克》等，每一期都优先送杨登瀛十份，让他拿去报功。同时也供给他一些有关中国共产党活动的情报，真真假假混杂在一起。
杨登瀛本来就与杨剑虹是密友，并深得陈立夫、张道藩好感，现在刚一“出山”，就接连提供有“价值”的文件和情报，对党务调查科的工作表现得非常卖力，很快就使陈立夫等人打消了对他的戒备心理。
杨登瀛与张道藩之间，由于一桩政治交易，两人的关系又更进一层。在国民党官场倾轧中，张道藩因一个政敌与他过不去，深感恼火，于是找到杨登瀛帮忙。
杨登瀛利用黑道的关系替张道藩“黑办”了这个政敌，帮他搬掉了绊脚石。因此张道藩对杨登瀛更加信赖。张道藩是继陈立夫之后的党务调查科主任，正好给杨登瀛撑起一把政治保护伞。
国民党特务机关对杨登瀛的要求是，首先打通租界巡捕房的关节，与巡捕房政治部建立密切关系。国民党要在租界搜捕共产党人，必须通过租界当局，因此需要巡捕房随时协助捕人，并且将逮捕的共产党人及时向国民党当局引渡。
中央特科也要求杨登瀛将巡捕房政治部作为工作重点。中共中央机关就隐蔽在租界内，对中央机关构成直接威胁的正是巡捕房。只有从巡捕房及时获得情报，才能有效地保卫中央机关的安全。
在这一点上，国共两党的情报机关可以说是“不谋而合”。
正好巡捕房也想利用杨登瀛帮助办案，巡捕房看重的是杨登瀛与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关系。于是，杨登瀛利用办案业务联系与巡捕房人员发展私人感情。他本来就是拉关系的好手，加之有意而为，所以进展非常顺利。很快，英国巡捕房帮办谭绍良就被他钓上了钩。
谭绍良是广东人，于是杨登瀛与他攀了老乡，然后请客送礼，每周星期六约他到一品香饭店，吃饭之后，又抽大烟，一榻横陈，无所不谈。没有多久，谭绍良已经把杨登瀛视为知己了。
巡捕房政治部的西捕探长兰普逊接着也上了钩。
一次，巡捕房通过谭绍良找杨登瀛，要他向淞沪警备司令部打听，有两个码头上的工头是否关在警备司令部。杨登瀛直接找到钱大钧了解情况，等他回到巡捕房，这两个人已经被放出来了。
谭绍良奉探长兰普逊的命令，拿出二百元给杨登瀛作为酬谢。
杨登瀛拒绝了，说：“你认错人了。”
杨登瀛此举是做给英国人看的。果然，这事给兰普逊印象极深。
另一次，兰普逊又要谭绍良找杨登瀛替他弄一份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印鉴式样。杨登瀛通过警备司令部一个姓茅的副官处长，很快就把司令部所属各侦缉队的印鉴式样全部搞到了。兰普逊非常感激，从此对杨登瀛格外看重。
英国巡捕房得出结论：杨登瀛不是警备司令部的人，但却是可以指挥司令部的人。
并且，英国巡捕房还发现，在与日本人明争暗斗时，杨登瀛可以作为帮手。当时，英国与日本在上海的矛盾尖锐。日本在四川北路驻军很多，英国人深感威胁。兰普逊探长知道杨是一个日本通，既精通日语，又是日本问题专家，在与日本人打交道时还得借助于杨登瀛。
巡捕房对杨登瀛深信不疑，并且对国民党方面表示：“巡捕房不希望同杨登瀛以外的人接触。”
杨登瀛成了国民党方面与巡捕房打交道不可替代的人物。他被聘为英、法巡捕房的顾问，可以在巡捕房随进随出，兰普逊那里的情报、材料，他都可以看到。遇到重大疑难案件，兰普逊还要找他商量。
同时，杨登瀛又可以利用巡捕房的牌子到国民党的上海市党部、公安局和淞沪警备司令部活动，这一来，杨登瀛真正成了左右逢源了。
杨登瀛这个特情关系建立之后，国民党军警机关或巡捕房要对中国共产党秘密机关采取行动之前，特科一般都能在敌人动手之前获得情报。敌特机关的好几次搜捕行动接连扑空。
陈赓考虑到，如果每次都让敌人扑空，杨登瀛难免暴露。在与有关的同志商量后，为了掩护杨登瀛的情报工作，特科有时也故意留下一些机关或布置一些机关让敌人去破坏，再让他们搜到几份无关紧要的文件或者党内报刊，以增加敌人对杨登瀛的信任。
中央特科为杨登瀛创造必要的工作条件。为了提高杨登瀛的地位，陈赓请示特委批准后，给他买了一辆汽车。于是杨登瀛经常神气活现地驾车出入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公安局、警备司令部以及巡捕房等地，给人的感觉是来头更大了。
中央特科建立杨登瀛这个反间谍关系，就在上海国民党的各军警机关和租界巡捕房有了自己的耳目。查清出卖彭湃的叛徒白鑫一事，内线就是杨登瀛。此后，特科利用杨登瀛还挖出了好几个出卖党组织的叛徒。
一个共产党员给蒋介石写密信，表示能轻而易举地抓住周恩来，献上一份“大礼”
1928年8月，党务调查科特派员杨剑虹向杨登瀛介绍了一个叫戴冰石的人。杨剑虹对杨登瀛说，这人在机会成熟时会提供重要情报。杨登瀛凭他的经验立刻意识到，这个戴冰石很可能是秘密自首的叛徒。
几天之后，杨登瀛得到通知，让他把淞沪警备司令部的一封密封公函送往英国巡捕房政治部。巡捕房帮办谭绍良看过公函，立即下令巡捕出动，并约杨登瀛一同前往平凉路，去搜查一处共产党秘密机关。
杨登瀛要通知陈赓已经来不及了，结果在这处秘密机关有7人被捕。
杨登瀛正打算查证这次告密究竟是不是戴冰石所为，戴冰石就已经主动找上门来了。
他是来找杨登瀛求情的。戴冰石见面就说，这个案子是他告密的。戴冰石称，杨剑虹事先答应过他，为了不使他受到共产党怀疑，捕人时连他的小姨子一齐抓走，等被捕人员引渡到淞沪警备司令部后，就立即放了她。但杨剑虹把人抓走后就不见下文了。
“杨先生，”这个叛徒愁云满面，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这几天我老婆日夜和我吵闹不休，找我要人，务必请杨先生帮帮忙吧！”
杨登瀛立即将情况报告陈赓。中央特科又进一步详细调查，证实戴冰石确实是内奸。为了避免叛徒继续危害组织，红队奉命立即采取行动。
几天之后，有人在湖北路安东旅馆附近发现了戴冰石的尸体。
国民党特务机关和巡捕房当然明白这是特科的红队干的。但特科究竟如何查出戴冰石叛变投敌的真象，他们却怎么也弄不明白。
他们对杨登瀛仍然深信不疑。以后，又有一些秘密自首的叛徒仍然被介绍来给杨登瀛接头。有时杨登瀛几乎用不着费力去调查，只须守株待兔，叛徒就会送上门来。
夏天的一个夜晚，杨登瀛坐在一品香饭店楼下的酒吧间，一边浏览报纸，一边等待巡捕房帮办谭绍良。他们这两个广东同乡经常在这里会面。
谭绍良兴冲冲地来了，还带了一个人来。这人一身中式短打，头戴礼帽，见人点头哈腰，一望就知道是在上海滩混饭吃的流氓。
谭绍良介绍，此人叫王松生，对共产党的事情了解得最清楚。
杨登瀛不禁纳闷：一个小流氓怎么会知道共产党的事情？
“好啦，以后你有什么消息，就直接找这位杨先生好了。杨先生是顶可靠的人啦！”谭绍良吩咐之后，挥手将王松生打发走了。
不久，王松生果然有了“消息”。他给杨登瀛带来一包东西，打开一看，竟然是一份中共中央的秘密文件，文件代名为《华字通报》，实际上是一份《中央通告》。
“杨先生，这个你要不要？”王松生想拿文件在杨登瀛这里卖个好价钱。
杨登瀛当即付款，买了下来。
王松生没想到杨登瀛如此爽快，顿时来了劲：“如果杨先生还要的话，我手头还有些货，可都是共产党的秘密文件呀！包管杨先生满意。”
“唔，”杨登瀛故意显得漫不经心，“你从哪里弄来这些东西？”
小流氓四下望了一下，把嘴凑近杨登瀛的耳朵：“不瞒杨先生说，这些货都是一位朋友搞来的。他叫陈慰年，本事可大啦，你要什么样的共产党文件，他都可以给你弄来。如果杨先生愿意的话，我可以约他和你见面，你们面谈好啦。”
“好吧，你约他来。至于价钱嘛，你告诉他放心好了，我不会让他吃亏。”
几天之后，杨登瀛出面请客，陈慰年由姓王的流氓陪同前来赴宴。旁边一张桌子上，几个生意人也在浅斟低酌，不时向陈慰年这边望上一眼。这些生意人是特科红队队员扮的，他们的任务是认清陈慰年的面貌。
饭后，红队队员跟踪找到陈慰年的住址。第二天，陈慰年住的弄堂口出现一个连环画摊。不用说，他的行踪已经被红队严密监视起来了。
与此同时，杨登瀛按照陈赓的指示，加紧调查陈慰年的来历。情况很快就弄清楚了。这个陈慰年不但是一个秘密自首的叛徒，而且已经成了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密探。这家伙为了搞钱，又偷偷摸摸地托一个流氓转卖中共中央的秘密文件。
情况摸清楚之后，处决叛徒就很容易了。
陈慰年根本不知道身份已经暴露。这天，正当他兴冲冲地走出弄堂口，突然背后一声枪响。叛徒还没有弄清怎么回事，已经一头栽倒在地上了。
有时候，根本用不着特科的红队动手，杨登瀛借用国民党之手就可以除掉叛徒。
淞沪警备司令部的白云观侦缉队拘留所内，有一名在押犯人刚刚抓进来几天，突然在牢房内大声嚷嚷，声称要见大头子，有重要事情要讲。
这人是警备司令部的侦探从一家旅馆逮捕的。其实，侦缉队对他的身份还不清楚，只是认为他有共产党嫌疑，现在突然听他这样一嚷，觉得这个人非同寻常，于是马上报告给警备司令部。
第二天，这人被提出牢房，带到一间办公室。一位西装革履的人已经坐在那里了。
“你不是要见大头子吗？”看守对犯人说，“这位长官就是，你有话就向他讲吧！”
这位从警备司令部来的“大头子”正是杨登瀛。他是受警备司令部委托来处理这个案子的。
犯人立刻将自己的身份和盘托出。原来，这人是中国共产党山东省委负责人，是来上海开会的。但除了他的经历和身份之外，再三追问，他也说不出更多的情况了。
“看来不让你吃点苦头，你是不想说实话！”杨登瀛把脸一沉，吩咐严刑逼供。他想弄清这个叛徒究竟知道多少情况。
叛徒被打得血肉横飞，发出杀猪般的惨叫，拼命喊冤求饶。看来他了解的情况确实不过如此了。
当晚，杨登瀛将情况向陈赓作了汇报。第二次提审时，杨登瀛带来了一位“专家”。这位“专家”是特科成员刘鼎，他是奉陈赓的指示专门去给叛徒拍照的。
中央特委仔细审察照片之后，证实此人确系山东省委书记，曾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军事学习班学习过。杨登瀛又再次向他逼问口供，仍然问不出什么，然后告诉淞沪警备司令部说，此人是共产党高级干部，但利用价值不大。
警备司令部见这个叛徒既然留着无用，干脆就将他枪毙了事。
1928年10月，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大楼。
陈立夫打开卷宗，抽出一份委任状递给杨登瀛，神情庄重地说：“这是蒋委员长亲自签署的。望杨先生好自为之，不要辜负党国的重托。”
杨登瀛双手接过委任状，只见上面赫然写着：
特派杨登瀛在沪协助办理重要案件并处理之。
此令。蒋中正
杨登瀛被陈立夫正式委任为国民党中央特派员。在此之前，杨登瀛的那位同乡、党务调查科总干事兼驻上海特派员杨剑虹因为贪污公款东窗事发，已经自杀身亡。于是陈立夫将上海方面的反共情报工作完全交给了杨登瀛。
中统大老板陈立夫没有想到他正在干一件蠢事。
对于杨登瀛，陈立夫是完全放心的。在他眼中，杨登瀛既忠心耿耿又精明干练，尤其难得的是，杨登瀛还与上海巡捕房有密切关系，简直是在上海从事反共活动不可多得的人才。因此，对杨登瀛的要求，陈立夫总是有求必应，要钱给钱，以示信任。
“在用钱的问题上，中央总是依你的。”新任的党务调查科主任徐恩曾特别对杨登瀛强调这点。徐恩曾是陈立夫的表兄弟，对于陈立夫亲信的人自然也是深信不疑，极为倚重。徐恩曾还送杨登瀛一部《曾国藩家书》以笼络他。
“中央特派员”的牌子使杨登瀛身价倍增。在上海的国民党军警机关眼中，他是“中央亲信的人”，在外国巡捕房眼中他是一位在中国官场中可以通天的人物，上海各侦探机关都更加对他另眼相看，什么秘密都不会瞒着他。
杨登瀛成了国民党中央特派员之后，可以在上海的各侦探机关独立活动，不再受人管束。陈立夫、徐恩曾经常将一些大案要案直接交杨登瀛办理。租界巡捕房有案子也找杨登瀛商量。英国巡捕房探长兰普逊甚至还向他表示，如果确有要案急于要办，可以不必办理拘捕手续，作为现行犯随时去逮捕就行了。
这样一来，南京国民党特务机关和上海租界巡捕房破坏中国共产党的计划、命令，中央特科都能够通过杨登瀛的关系及时了解，事先采取措施，化险为夷。
由于杨登瀛这个关系，中央特科在1930年挫败了一起国民党企图谋害周恩来和中央机关的重大阴谋。
这年4月，蒋介石的侍从接到一封来自共产党内的秘密信件。信是写给蒋介石本人的。写信人叫黄第洪，黄埔一期毕业，中国共产党党员，刚从莫斯科学习回到上海，就秘密写信向国民党自首。
黄第洪在信中向“校长”表示，“学生”因在共产党内不得意，愿意改过自新，重新追随校长，恳请校长拨冗接见。黄第洪称，最近周恩来准备会见他，他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协助国民党抓住周恩来。信中还附有联系地址，希望让国民党方面尽快找他接头。
蒋介石看了信，不禁喜出望外。过去悬赏重金都没能够抓住周恩来，而现在机会却送上门来了。他立即召见陈立夫，要他务必切实办理。
陈立夫不敢怠慢，马上把徐恩曾找来，让他亲自负责黄第洪告密案，严防走漏消息。徐恩曾深知此事非同寻常，决定选派一名最可靠的人前去与黄第洪接头。想来想去，他选中了杨登瀛。
杨登瀛立即找到特科人员刘鼎，让他转告陈赓：黄第洪已经秘密自首，并准备出卖周恩来作为给国民党的见面礼。
刘鼎听了，吃惊之余不禁暗暗庆幸：若不是特科在敌人内部建立了反间谍关系，周恩来的处境就危险了！他让杨登瀛先将案子压一压，然后马上报告陈赓转告中央特委。
南京路上，车水马龙，来往行人摩肩接踵，没有人注意到邮电局门口这样一个情景：一位西装革履的男子，手里拿一只皮包和一张报纸在那里来回踱步，片刻之后，另一名衣冠楚楚的男子从街对面向他走来，手里也同样拿着皮包和报纸。两人凑在一起，低声交谈了几句，然后走进附近一家咖啡店去了。
这两个人，一个是杨登瀛，另一个就是叛徒黄第洪。接头的办法，是按照黄第洪致蒋介石的密信中约定的。
当然，更不会有人知道，这个极不起眼的场面实际上正悄悄地改写着中国现代历史的一页：蒋介石企图抓获周恩来的阴谋已经宣告流产。
黄第洪见“蒋校长”果然派人与他接头，喜不自胜。显然，他的秘密信已受到重视，只要抓住周恩来，从此他的前程不可限量。这个叛徒全然没有料到自己已经落入中央特科的掌握之中。
周恩来得到特科的报告后，作出两点指示：第一，先将黄第洪暗中隔离，切断他与组织的联系。第二，特科继续加紧调查，尽快弄清情况。
黄第洪不久也察觉到风声有点不妙。杨登瀛与他接上头后，又两次约他到指定地点见面，他都没敢再去。
中央特科经过周密调查，证明黄第洪写信向蒋介石自首，并企图勾结敌人谋害周恩来，对党进行大破坏，情况完全属实。
于是，红队奉命出动，将叛徒黄第洪秘密逮捕，予以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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