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电影公司的外景队赶早来到枫林桥，却不急着拍电影，人人脸上都焦虑万分……
1927年9月下旬，一艘悬挂“米”字旗的运木船离开汉口码头顺流而下，向长江尽头的上海驶去。
这艘货船属于英商祥泰木器行，经常往返于武汉和上海之间。本来，货船是不搭载乘客的，但一位姓陈的舵手却把几位乘客悄悄地带上了船。在其他船员看来，姓陈的舵手大概是在“捎黄鱼”——船员私载乘客捞点外快的事在船上是公开的秘密。
在一艘船上，舵手的地位虽不能和船长、大副相比，毕竟也还算得上有头有脸的人物，所以舵手要带上几位客人搭乘货船并非难事。
这以后的一个多月时间内，姓陈的舵手接连带了好几批乘客上船。这些不去搭乘舒适的客轮，却跑来挤在既阴暗又闷气的货舱中的乘客，从穿着来看倒是生意人的模样，但大都文质彬彬，眉宇间总有一种难以掩饰的知识分子特有的气质。不过这些乘客随身都带着大包小包的货物，倒像是跑生意的样子。
这些“生意人”约好了似的，无一例外都是从武汉前往上海，似乎那里有什么生意特别值得去做。
沿江的各大码头上，全副武装的警察、宪兵以及身着便衣的密探在严密地盘查过往船只。鹰犬们的目光紧盯着每一张脸，竭力想在乘客中发现被通缉的共产党要人。因为这些共产党人的头上都悬有一笔令人垂涎的巨额奖金，警察、宪兵和密探们谁也不想放过这升官发财的绝好机会。
祥泰木器行的货船是一艘运木船，船上的货物一目了然，尤其是货船的桅杆上还悬挂着一面英国国旗。因此，军警和密探们要么是没有去注意它，要么是不敢去碰它以免自找麻烦。总之，他们没有想到要上船去搜查一番。即使是那些不时在江上游弋的巡逻艇，也是匆匆疾驶而过。因此，祥泰木器行的运木船一路通行无阻，直达上海。
国民党的鹰犬们万万没有料到，他们竭力想要搜捕的共产党重要领导人，正是藏身于这艘货船之中，从他们眼皮下安然通过。并且这艘货船上还藏有中共中央的文件、活动经费以及枪支弹药，就装在这些“生意人”随身携带的“货物”里面。
那姓陈的舵手是一位中国共产党党员。从1926年5月以来，这艘船成了中共中央在上海与武汉之间的一条秘密交通线。武汉“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之后，中共中央机关主要就是利用这艘运木船，避开国民党军警的严密搜捕，秘密地从武汉转移到了E海。
警车不时在街头呼啸而过，凄厉的警笛令人不寒而栗；骑警的巡逻马队疾驰在大街小巷之间，马蹄敲击着地面有如雷鸣一般；各个旅馆客店都受到警察仔细地搜查，车站码头上更是岗哨林立；暗探的眼睛在四下搜索，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国民党和租界巡捕房张开有形和无形的网，企图将共产党人一网打尽。
一幅厚厚的窗帘将屋子外面的白色恐怖世界暂时隔开。室内充满了呛人的烟味。十几个人围坐在一张桌子前，每个人讲话时都尽可能地压低声音。从10月9日至10日，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秘密举行扩大会议。
开会的屋子附近，蹲着几个卖香烟、水果的小贩。他们警惕地打量着街口的动静，货摊下面藏着子弹早已上膛的手枪。不时还有肩挑豆腐脑担子的小贩吆喝着从开会的屋子前面走过，这些都是负责保卫会议的武装警卫和流动哨。一旦警车在街口处出现，他们将一面拔枪抵抗，一面掩护中央领导同志迅速撤离会场。
会议的主持者瞿秋白，只有28岁，皮肤白净，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看上去完全是一介文弱书生。而他作为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此时是继陈独秀之后的第二任中国共产党领袖。
瞿秋白召集这次会议，中心议题是在全国各大城市中创造一个总暴动的局面，以反击国民党右派对共产党人的疯狂屠杀。
对于年幼的中国共产党来说，1927年是一个充满灾难的年头。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中共中央两次被迫迁移。第一次是从上海迁往武汉，第二次则是从武汉迁回上海。两次迁移，都是因为遭到突然袭击。
“同志们，眼前这点挫折算不了什么！”瞿秋白的脸上看不到丝毫沮丧的神情，他那苍白的面孔因激动和愤怒而染上红晕。他用力一挥手，继续说：“敌人越是屠杀进攻，反而证明革命潮流之高涨！我们坚信，在短期内，新的革命高潮将取代革命的暂时失败！”
周恩来的发言则冷静而务实，与大多数与会者激愤的情绪形成对比。他面庞清瘦，大病初愈，刚刚经历了一场九死一生的磨难。
在南昌起义的部队向南方进军途中，部队被优势兵力的敌人打散，周恩来不幸身患恶性疟疾，高烧和伤寒的轮番折磨，使他时常处于昏迷之中。最艰难的时候，他的身边只剩叶挺、聂荣臻两个人。
此时，周恩来的警卫堪称“规格”最高：给他担任临时“警卫员”的，一个是北伐名将、未来的新四军军长，一个是未来的共和国元帅。然而，他们三个人只有一支手枪！而国民党的军警和地主武装在巨额赏金的驱使下，正拼命地搜寻他们的踪迹。
周恩来在叶挺，聂荣臻的护送下，历尽艰险辗转到达香港。在那里，他接到中央的通知，就立即冒着被国民党通缉的危险乘船赶到上海。在这次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和罗亦农被增选为政治局常委。
周恩来关心的是当前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即如何充分保证党中央在上海的安全。这是他一贯的务实作风。
在国民党军警宪特和帝国主义的巡捕暗探云集的上海，党的中央机关要长期隐蔽下来并开展工作，就必须加强中央的政治保卫力量，就必须完善党的各项保卫工作，否则在极端险恶的白色恐怖中，中央机关连一天也无法生存。
就在这次会议之后，周恩来受中央的委托，立即着手对中央的政治保卫机构加以整顿，组建一支强有力的政治保卫队伍。
此后，保卫中共中央的千斤重担就压在中央特科的肩上。
一家电影公司的外景队一早就赶到这里。卡车刚刚停稳。在一阵“快！快！赶快！”的催促声中，从车上立刻跳下几十个人来。与此同时，摄影机和几个沉重的道具箱被七手八脚地迅速从车上搬了下来。
几分钟后，摄影机已经架设在公路边上，一副抢拍外景的架势。偏僻荒凉的枫林桥顿时热闹起来。不过，这支外景队的心思并不在拍摄电影上面。无论是西装革履派头十足的导演、衣着华丽的男女主角、扮演三教九流的众多配角，还是头戴鸭舌帽的摄影师和场务，个个都显得神情紧张，不时焦虑地向水仙庙方向张望。
一些“碰巧”路过的行人也在驻足观看，他们似乎对拍摄电影的场面没有多大兴趣，老是东张西望。
实际上，这是中央特科摆下的一个“劫法场”的阵势。化装成导演、演员、摄影师和行人之类的各色火等，都是中央特科人员。他们每个人身上都藏有驳壳抢、左轮枪或勃朗宁手枪，所有手枪早已子弹上膛。道具箱中还藏有机枪、催泪化学手榴弹以及开启镣铐的工具。
附近不远处的岔路口上，还隐蔽着一辆装有大米的卡车。一旦囚车出现，这辆卡车将突然冲上去将公路拦断，迫使囚车停下，到时候卡车上的大米包就成为机枪射手的掩体。
远处，还有几个摆摊的小贩也在张望，那是特科布置的警戒哨。
中央特科严阵以待，只等来自水仙庙拘留所的囚车在公路上出现。
在国民党和帝国主义严密控制下的大上海，中央特科却不惜冒最大的风险，不惜一切代价竭力要营救的，究竟是什么样的重要人物？
囚车上押送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军委书记彭湃，以及杨殷等几位中央军委的重要领导干部。
据特科第二科即情报科获得的可靠消息，8月28日这天早上，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将把彭湃等从水仙庙侦缉队拘留所押往龙华警备司令部。中央特科决定，在水仙庙通往龙华的必经之路枫林桥武装拦劫囚车。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袖人物瞿秋白曾赞誉说，中国有两个“农民运动的王”。这两个“王”，一个是湖南的毛泽东，一个就是广东的彭湃。
彭湃，广东海丰县人，1896年生，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时期，他和毛泽东都是以搞农民运动而名闻天下。
彭湃参加过南昌起义的领导工作，并随起义部队南下广东。随后，彭湃在海丰发动武装起义，建立全国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在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战斗中，彭湃自任敢死队队长，身先士卒冲锋陷阵。
中共中央迁上海后，彭湃被调到中央工作。1929年8月24日，彭湃正在上海沪西区新闸路经远里中央军委的秘密机关出席会议，突然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的几辆红皮钢甲车风驰电掣而来。转移已经来不及，会场被武装巡捕包围了。彭湃和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军委委员杨殷、以及中央军委委员颜昌颐、邢士贞等同时被捕。
巡捕房和警察局动作如此之迅速，可见是一次有预谋的行动。显然党内出了叛徒。这天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本来要主持这次会议，由于临时有事未能出席，因而幸免于难。
彭湃被捕后，最初用的是化名，但因叛徒出面指认，彭湃的真实身份就暴露了。
上海警察局久闻彭湃大名，担心这样一个共产党要人关押在水仙庙拘留所会出意外，决定于28日将彭湃等押解到龙华警备司令部。
情况非常清楚：彭湃的身份既然暴露，再采用聘请律帅辩护或向敌特机关要人行贿之类的通常营救手段已经无济于事。现在，唯一的办法只有武装劫救！
然而，可供准备的时间只剩下一天了。
“为了保证营救的成功，”周恩来的语气坚决果断，“这一次不仅红队全体出动，特科各部门凡是会打枪的同志都参加行动！”
红队是一支精锐的小型武装部队。成员主要来自过去工人纠察队的骨干，参加过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还有些来自北伐军，都有过战斗的经历，其中有不少人是神枪手或爆破能手。除了惩治叛徒，红队还要与特一科配合，秘密警戒中央的重要会议。
一旦被选拔为红队成员，首先就是要熟悉各种枪支的使用方法。为了练就百发百中的枪法，红队的成员们常常坐船出海，到吴淞口外的海面练习打靶。
在1929年下半年，红队的力量发展到顶点，拥有40多名行动队员，每人都是神枪手，都会驾驶汽车。他们的装备除了各种型号的手枪，还有化学手榴弹。这种手榴弹可以使人流泪睁不开眼，使用者戴一种特制的眼镜就不受影响。每次行动之后，如遇追击，扔出这种手榴弹可以阻滞敌人。此外，红队还可以从外面调动武器，甚至调来机抢。因为当时特科的情报科在国民党军队驻浦东的炮兵营中建立有联系。必要时，特科的总务科也可以随时直接从外国洋行购买枪支。
这时，令人望眼欲穿的囚车却始终没有出现。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中央特科科长顾顺章烦燥不安，把烟头往地上一扔，用脚狠狠地蹭了几下。这一次，他是“劫法场”的现场总指挥。
顾顺章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政治保卫干部之一，原名顾凤鸣，上海人，1903年生。他最初在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当过钳工，后来成为公司的事务员，也有材料说他后来升为“拿摩温”（工头）。“五卅”运动之前，顾顺章加入中国共产党。
顾顺章身材矮壮，人很精干，头脑灵活，可以双手开枪，枪法很准，使刀弄棍也有两下子。另外，他还会耍魔术，达到专业水平，曾在上海大世界等处多次登台献技。顾顺章属于两头冒尖的人物。他过去入过青帮，吃喝嫖赌都来，身上流氓无产者的习气颇为突出。另一方面，他在工人纠察队中表现勇敢，很有一股子冲劲，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中担任过工人纠察队总指挥。
早在1926年，中共中央就已经着手准备建立政治保卫机构，并开始培养政治保卫干部。这年11月，顾顺章受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派遣，前往苏联学习政治保卫。同时被派往苏联受训的还有陈赓和陆留。从苏联回来后不久，顾顺章就开始干上了政治保卫工作。
顾顺章搞特科工作，还是像过去搞工人纠察队那样，喜欢聚众而来，呼啸而去，大打出手。
等了几个小时仍不见囚车的影子，顾顺章不耐烦了。“劫法场”的人们也开始沉不住气了。
“是不是囚车已经过去了？”
“我们出发时间太晚，很可能错过了。”
特科的这次武装劫救行动，所有环节都作了周密的考虑，但28日这天早上临出发时却发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当接到武装劫救的指示后，特科连夜紧急准备，因为参加行动的人多，特科现有的枪支不够，于是派人临时向洋行购买。
按照预定计划，特科人员将在28日一早赶到枫林桥。这天早上，参加行动的人们在同孚路特科机关集中，等待一辆摩托车把枪送来。打开箱子一看，才发现里面的手枪全都涂有一层厚厚的防锈黄油，必须擦掉黄油才能使用。于是马上派人上街去买煤油。大伙心急火燎地好容易才将几十支手枪擦洗出来，但已经使出发的时间推迟了一两个小时。
枫林桥一带人渐渐多起来了。“外景”队在这里呆太久会引起怀疑，不能再等下去了。
顾顺章再一次抬腕看表，悻悻他说了声：“撤！”
果然，内线的情报很快就证实：就是因为临时擦抢耽误了时间，押送彭湃等人的囚车在特科赶到之前，已通过枫林桥开往龙华去了。
1929年8月30日，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土贞四位同志在龙华警备司令部从容就义。押赴刑场途中，彭湃等一路高呼口号视死如归，彭湃牺牲时年仅33岁。
叛徒终究未能逃脱惩罚，
“霞飞路特大血案”一时间震
惊全国，特科红队威名大振
“对于这个无耻叛徒，特科必须坚决亍以处决！”
周恩来浓眉高扬，神情激愤，平时那柔和的苏北口音此时变得异常严厉。彭湃，杨殷等同志牺牲，全党极其悲痈。周恩来含泪写下《中国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屠杀工农领袖宣言》：“谁不知道广东有彭湃，谁不知道彭湃是中国农民运动的领袖？一切反革命污蔑他是杀人放火的凶犯，但广大工农穷苦群众，尤其是几万万农民群众却深深地知道他是他们最好的领袖，是土地革命的忠实领导者！”
现在，如果还让出卖彭湃的叛徒逍遥法外，不仅难以告慰烈士英灵，而且还会继续给党的秘密组织造成威胁。
就在彭湃等被捕的当天下午，特科的情报科就通过内线查明，出卖彭湃等人的叛徒就是中央军委秘书白鑫。
白鑫是湖南常德人，黄埔四期生，1927年曾在叶挺的24师教导营担任过党代表。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时，白鑫随部队撤到广东海陆丰地区，与彭湃领导的农民武装汇合，被提升为团长。1929年初，白鑫随同部分中央领导人到上海，在中央军委工作。
早在一个月之前，白鑫就已经向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委、情报处长范争波秘密自首。白鑫作为军委秘书，对中央军委和江苏省军委的情况非常熟悉，他想将中央和江苏省军委作为一份厚礼献给国民党，以换取巨额的奖金，并且作为今后飞黄腾达的垫脚石。
不过，范争波并不急于动手，而是一直在暗中等待机会。范争波的胃口相当大，他想利用白鑫将中共中央军委和江苏省军委的负责人一网打尽，尤其是想抓到周恩来和彭湃。
范争波所要等的机会，就是趁军委开会的时候动手。
要寻找这样的机会并不困难。当时，中央军委经常召集各有关部门开会，周恩来作为军委书记通常都要主持会议。而每次开会，都由军委秘书白鑫负责通知开会时间、地点和开会的人员。
8月24日，中央军委的会议在上海沪西区新闸路613弄经远里12号二楼白鑫的家里举行。
巡捕房的搜捕行动就像事先经过演习一般，准确无误。包围楼房之后，巡捕和包探进入房间，按名捕人。为了掩入耳目，在逮捕彭湃等人的同时，故意将白鑫夫妇一起带走。范争波还想再度利用这个叛徒。
白鑫得了一大笔赏钱，但终日心惊肉跳，坐卧不安。他自知罪大恶极，干了这种事情，特科绝对饶不了他。并且红队镇压叛徒的手段之狠，他是非常清楚的。
白鑫只好乞求他的新主子给予保护。
1929年9月14日，上海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披露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四烈士遇难的消息时，同时也发表了一条关于白鑫的报导，称白鑫“曾在黄埔军校学习毕业，以前受人之愚，误入共党，罪状较轻，已由蒋主席负责保出，业于前日带往南京，听其带罪立功，以观后效”。
这是国民党当局故意放出的烟幕，目的在于掩盖白鑫告密的罪行，并造成白鑫已经离开上海的假象，以保护这个叛徒。
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特科立即着手侦察白鑫的行踪。特科情报科根据在上海特务机关的内线提供的情报，了解到白鑫根本没有离开上海，就躲在特务头子范争波的公馆内。
此外，特科还通过一位叫柯麟的地下党员了解白鑫的动向。
当时，柯麟化名柯达文，以医生职业为掩护，在上海威海卫路开设了一家“达生医院”。这家医院是一处秘密机关，中共中央每月要在医院内开一次会。过去白鑫也经常到柯麟的医院看病，不过由于严格的秘密工作原则，白鑫并不知道这位医术高明的柯大夫的真实身份，更不知道这家医院的底细。
彭湃被捕后，中共中央立即发出白鑫叛变的警报。
事发的第二天一早，柯麟还在五洲药房楼上，关向应就已经匆匆赶来敲门了。当时关向应是中央军委委员、团中央书记。后来关向应担任过红二方面军总政委、八路军120师政委。在去苏区之前，关向应一直在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关向应让柯麟注意，白鑫最近有可能到他的医院看病，因为白鑫正在患疟疾，而他一向是相信柯麟的医术的。特科要求柯麟做好准备。
接着，陈赓又来通知柯麟；特科已经在五洲药房附近设立了联络点，一旦白鑫出现，就立即去找联络员。陈赓临走时，还留下了他在新世界饭店的房间号码，让柯麟无论有无情况，每天晚上都要去饭店汇报。
果然，几天之后白鑫突然来到五洲药房。
这个叛徒不敢去医院看病，直接找到柯麟家中。一起来的还有他的老婆和两名保镖。柯麟一边看病，一边考虑如何脱身。开了处方之后，柯麟借口下楼找药，迅速从后门去了联络点，但等他回来时，白鑫已经人去楼空。
陈赓听了柯麟汇报，决定让柯麟继续照常营业，同时在医院和五洲药房附近布置了红队的武装力量，昼夜埋伏，准备捉拿白鑫。
“如果听到枪声，你就马上跑开。”年轻的情报科长对柯麟医生说。
但红队整整等了一周，白鑫也没有露面。陈赓判断，白鑫担心出事不敢外出看病，但很可能会请柯麟出诊。
两个星期之后，柯麟果然接到白鑫的电话，请他到法租界某饭店看病。柯麟去后，发现在场的不仅有白鑫的老婆、保镖，还有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委范争波。范争波与白鑫是同乡，白鑫叛变就是由他牵线，现在他又充当起这个叛徒的保护人了。
接着白鑫再打电话请柯麟出诊，地点改在范争波的公馆里了。大概白鑫觉得离开公馆一步都有危险，还是躲在里面最安全。但这样一来，反而使柯麟搞清了白鑫藏身的准确地址是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路）和合坊43号。
特科马上对范争波的公馆严密监规。柯麟按陈赓的指示，在白鑫所在的弄堂的最后一家租房住下。陈赓则在紧靠范争波公馆的一幢楼房租下了三楼的房间。这里居高临下，可以清楚地俯视43号范争波住宅内的动静。
白鑫尽管住在范争波公馆里，昼夜有持枪的警卫保护，仍然深感处境危险，惶惶不可终日，并且老是躲着不露面也不是办法。于是他请求出国，去意大利躲过风头再回来。
白鑫秘密做好了出国的准备，而特科根据内线提供的情报，已经掌握了白鑫动身的时间、乘坐的轮船，并且知道范争波将派汽车送他去码头等情况。
11月初的一个下午，陈赓来到圣彼德教堂。这是一座由美国圣公会在上海建造的著名大教堂。在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初期，这里是中央特科的一处秘密联络据点。教堂的佣人、花匠都是地下党员，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瞿秋白、李维汉、李立三等都曾在这里开过会。
圣彼德教堂的主持牧师董键吾，浙江青浦人，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董健吾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曾担任过“基督将军”冯玉祥的秘书，1928年参加中央特科，以牧师身份为掩护，从事中共中央的政治保卫工作。
在共产党党史上，董健吾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在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的笔下，他被称为“红色牧师”。
在处决叛徒白鑫的行动之前，陈赓来圣彼德教堂找董健吾，是要他前往白鑫隐藏的和合坊，侦察周围地形，把进退路线摸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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