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和合坊，范争波已经加强了戒备，不但在公馆内增加了保镖，而且在和合坊弄堂的两头都加派了武装人员日夜站岗巡逻。只有身穿法衣的牧师出现在那里不容易引入注意。
第二天，董健吾就将一张和合坊一带的详细地图交到了陈赓手上。
白鑫临行这天，范争波公馆里人员进进出出，显得非常忙碌。范家的佣人从外面买回许多水果，迹象表明，内线提供的关于白鑫在11月11日离沪的情报是准确的。
这天晚上，躲藏了几个月的白鑫终于在范公馆门口出现了。
在夜幕掩护下，白鑫由范争波及其兄弟和几名武装警卫陪同，悄悄向汽车走去。送白鑫去码头的汽车就停在距公馆门口不远的地方。白鑫面无血色，战战兢兢，极度紧张。他一看见汽车立刻就加快了脚步，恨不得一步跨上车去。
车门刚刚拉开，他正要俯身上车，突然听到一声“不许动”。
白鑫等人浑身一抖，顿时惊呆了。
七八个人像是从地下冒出来一样，包围上来，黑洞洞的枪口直指白鑫等人。红队在此已经等候多时了。
不等范争波的保镖掏枪，红队已经开火了。枪口在黑暗中喷射火光，枪声在狭窄宁静的弄堂内震耳欲聋。一名保镖当即栽倒在地，白鑫等人立即四下逃窜。
白鑫一边向范公馆大门狂奔，一边拔枪企图抵抗。几名红队队员在后面紧追不舍。复仇的子弹“嗖嗖”作响，追上了白鑫，钻进了他的身体。
白鑫扑倒在地，红队队员赶上来又是几梭子弹，叛徒的身上顿时成了筛子，充满腥味的血污流了一地。
枪战短促而激烈。特务头子范争波和另一名保镖受伤倒地，范争波的兄弟当场毙命。
红队迅速撤离现场。刚到弄堂口，在那里巡逻的一名巡捕开枪拦截，立刻被迎面而来的子弹扫倒在地。在距和合坊不远的蒲石路重庆路口，停着一辆引擎早已发动的汽车，红队队员们跳上车，汽车立刻绝尘而去，消失在十里洋场之中。
第二天，蒙蒙细雨之中，报童们在街头边跑边喊：“看报，看报，看霞飞路特大血案……”处决白鑫的行动成为上海各报的头号新闻。在几十种中外文报纸上，白鑫一案被详细报导，描绘得有声有色。
白鑫事件，使红队在上海威名大振，令叛徒和敌特谈虎色变。同时也使租界当局如临大敌，法租界和公共租界都紧急增加巡捕人数，公共租界还从美国高薪聘请美军高级情报军官罗斯担任总捕房政治部主任，专门对付共产党。
就这样，在20年代末期，国共两党在整体力量的对比上，中国共产党尽管处于绝对的劣势，但中国共产党人在对自身的政治保卫上，在情报和特工方面却占据了先机，取得了明显的优势。
正因为有强悍而高效率的特科，尽管中国共产党历尽艰险，遭受了一次次重大挫折，但处于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中共中央机关始终安然无恙。
邓小平刚刚跨出门，罗亦农就遭到逮捕，前后只相差短短一分钟时问
上海租界内，人口众多而复杂，鱼龙混杂，又不实行国民党的保甲制度，不查户口，住房也很容易找。租界的街道里弄四通八达，出现紧急情况容易转移。这些，就为设立党的秘密机关，进行地下活动提供了便利。
虽然国民党当局同租界当局互相勾结，巡捕房和上海的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公安局狼狈为奸，互通消息，共同缉捕共产党和革命群众。但是，租界“国中之国”的特殊性，使它同国民党当局之间成了“国与国”的关系。国民党的警察、宪兵和特务不能进入租界执行“公务”，更不能在租界开枪和捕人。
巡捕房捉到的共产党人，国民党当局只能通过法律程序进行“引渡”，不能随便提走。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共产党人的“安全系数”，也为党组织营救被捕同志提供了种种合法或“非法”的手段。
由于上海租界的特殊状况，加之这里是中国产业工人和进步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地方，所以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上海作为根据地。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二大、四大都是在上海举行的。
“茫茫人海一身藏”，中共中央隐蔽在大上海的哪一个角落里呢？
如今的上海市中心，也就是原来的公共租界中心地带，有一条福州路。这条东西走向的大街在解放前叫做四马路。四马路与云南路交叉的路口，有一座天蟾舞台，算得上响当当的大剧院。
天蟾舞台东面隔壁有一幢上海常见的广式里弄住宅，住宅门开在云南路上，门牌是“云南路447号”。房东名叫周赍生，是个医生，在一楼开了一家私人诊所，招牌是“生黎医院”。开私人诊所用不了多少房间，周赍生便将二楼的三间屋子转租出去，当上了二房东。
租下二楼屋子的，是一位40岁左右的湖南人。他在这里开了一家经营家乡湖南土布土纱的商号，招牌上写着“福兴字庄”。这位“老板”看起来似乎有些钱，因为他已经40多岁了，却娶了一位年仅20岁的“老板娘”。老夫少妻，在那个时代是有钱的象征。
然而，就连楼下的二房东周大夫也不知道，每当夜深人静，这对白天看起来恩爱和睦的老夫少妻却分床而眠……
这一老一少夫妻俩是一对“怨偶”吗？不是。他们其实是一对假夫妻，是两个以夫妻名义在一起“坐机关”的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
“福兴字庄”的“老板”，真名叫熊瑾玎，又名熊楚雄，湖南长沙人。早在1918年，他就在长沙参加了毛泽东创建的新民学会，1927年10月，他在白色恐怖笼罩全国的时刻，毅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老板娘”叫朱端绥，是熊瑾玎的小同乡，也是湖南长沙人。她虽然比“丈夫”小了22岁，但是党龄却比他长2年-1925年就入党了。
这对假夫妻开的“夫妻店”，就是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的“大脑”——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所在地，实际也就是中共中央的藏身之地。
清晨，震旦大学附近的一个十字路口，一位蓄着胡须，身着长袍，腋下夹着一个公文包的中年男子迈着沉稳的步伐，朝着学院方向走去。站在路口值勤的是一个印度巡捕，当时的上海市民把这些肤色黝黑、头缠红色包巾的印度巡捕称为“红头阿三”。
看见这位颇具学者风度的男子走过来，这个身材高大的“红头阿三”下意识地向他微微点了点头，以示礼貌。
几个月来，每个礼拜总有几天早晨，他都会看到这位男子向震旦大学走去。在他看来，这人一定是那个大学的教授，此时正步行去学校上课。
那个懂得尊敬斯文的印度巡捕并不知道，每次“教授”走到震旦大学的门口，都没有进校园，而是径直向前走去。因为，这人并不是教授，而是受到国民党当局重金通缉、租界巡捕房的侦探们千方百计想捉拿到手的周恩来。
周恩来擅长化装以骗过敌人，多年来一直为在他手下工作过的地下党员们津津乐道。他是众所周知的中国共产党领袖，是蒋介石悬重赏捉拿的“匪首”，在大革命时期又长期担任国民党党政方面的重要职务，不仅黄埔军校的学生，国民党内的许多人也都熟识他。‘因此，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他的处境就格外危险。
在险恶的环境中，周恩来以他过人的机智和冷静，积累了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他不停地变换姓名和住址，居住的地方大多只住个把月，有时只住半个月就搬家，最？长的一处也只住了半年，而且每换一个住处就要改一次姓名，知道他住处的只有两三个人。
由于社会上认识他的人太多，除了特殊情况，周恩来严格地把外出的时间限制在早晨7点以前和晚上6点以后。他对上海的街道里弄进行过仔细的研究，尽量少走大街，多穿小弄堂，也不搭乘电车或到公共场所去。
通常，他化装成上海滩随处可见的商人，后来又蓄起了长须，因此在党内留下了“胡公”的雅号。
这一段时间，周恩来搬到震旦大学附近。为了适应环境。他便装扮成学者的模样，久而久之，就连街头值班的巡捕也要向这位“教授”颔首为礼了。
走过几条街道，周恩来来到同孚路柏德里，这条里弄的700号是～所常见的房子，两楼两厅。这是中共中央一个重要的秘密机关，周恩来和邓小平几乎每天都要来这里。中央各部门、各单位都来这里请示工作。当时党内的人都把这个地方称为“中央办公厅。”
通常，“中央办公厅”的事情繁多，前来请示工作的人很多，有时还要排队等候。不过这一天还比较清闲，下午3点以后，工作就已处理完了。周恩来便来到坐机关的王根英的屋子。他当过陈赓夫妇的“月老”，彼此间的关系很亲密。
正巧，陈赓这天回家来了，大家都很开心。
坐了一会儿，周恩来突然想起一件事。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交给陈赓，向他：“你看看这是谁？”
陈赓端详着照片上那个头发中分、戴着一副眼镜的中年人，想了许久，只觉得此人似曾相识，但就是说不出来到底是谁。
周恩来见这个眼光敏锐的情报科长都被难住了，忍不住提示了一句：“是黄埔军校的。”
陈赓又看了一会，仍然摇摇头：“实在想不起来了。”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是在下！”周恩来忍不住开怀大笑。
“什么？是你！照片上的人比你起码大了十岁。”陈赓这才恍然大悟，“照这样的化装像作什么用？”
“自有妙用。不过，连你这个常在我身边的情报专家都认不出来，那一定万无一失了。”
20年后，担任国共谈判中国共产党方面首席代表的周恩来，在接受美国《纽约时报》驻南京记者李普曼采访时，还饶有兴趣地讲了这一则当年的轶事。说到这里的时候，周恩来的眼前似乎浮现出陈赓当时懊恼的窘相，禁不住开怀大笑。
在上海中央机关工作的几年里，周恩来曾两次去苏联。每次出国，都是以合法的身份正式向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办理出国护照。周恩来照这张化装像的“妙用”，是要用它去办出国护照。因为，中国共产党即将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周恩来和绝大多数中央委员要动身前往苏联。
就在“六大”代表们准备动身的时候，一次突发事件震惊了全党。
4月15日上午，一个年约25岁的青年男子来到公共租界戈登路路口的一家住户。过了一会儿，另一个年纪相当的年轻人也走进了这家的大门。后来的这个人身材比较矮小，他就是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在他之前的那个男子，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局主任（即中央组织部长）罗亦农。
罗亦农是党内声望很高的年轻领袖，他是湖南湘潭人，1902年出生。1920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1年转入中国共产党。他在苏俄学习了5年，回国后担任过江浙区委书记，并同周恩来一起领导了1927年的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此后又担任过江西省委书记、湖北省委书记。“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在11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被增选为政治局常委，随即受中央委派出巡两湖，几天前刚刚回到上海。
邓小平是受罗亦农之约，来这个秘密机关商量处理一件事务的。两个精明强干的年轻人很快将事情处理完毕，邓小平便离开了。按照地下工作的惯例，两个人应该一先一后离开机关，所以邓小平就先走了一步。
邓小平从机关后门出来，走到弄堂口，习惯地看了一眼摆在街头的修鞋摊。他知道，这个“鞋匠”是特科的人，化装在这里望风的。
邓小平看见那个“鞋匠”漫不经心地向他做了一个手势。这是一个暗号——“出事了，赶快离开！”他不敢停留，赶紧加快步子。在穿过街口的时候，他迅速回头看了一眼，只见几个身穿便衣的探子已经堵住了机关大门。
邓小平消失在人群之中。罗亦农晚走一步，不幸被捕了。
响亮的鞭炮声中，红队队 员一脚踹开叛徒的家门，愤怒 的子弹倾泻而出
一个小时之后，周恩来便得知罗亦农被捕的消息，他立即通知顾顺章，命令他负责组织营救，并照顾好罗亦农的妻子李文宜。
当天下午，一名特科的工作人员来到罗亦农的住处，要李文宜立即到愚园路亨昌里的一处秘密机关。在这里她见到顾顺章，获悉丈夫被捕的噩耗。顾顺章还对她说，原来的住所很可能暴露，不能再回去了，已经为她安排好一家旅馆。
此后几天，李文宜每天换个住处，提心吊胆地等待丈夫的消息。
4月22日，顾顺章来到李文宜的住处，对她说：“你马上到龙华去，在文治大学的那个马路口右边的第一根电线杆上，去看看贴了什么样的纸条。”
李文宜不便追问，便雇了一辆黄包车赶往龙华去看个究竟。
在顾顺章所说的那根电线扦上，她果然看到了丈夫的消息。
这不是纸条，而是布告，上面怵目惊心地用朱笔打了一个大勾。
奉蒋总司令命，共党要犯罗亦农着即枪决
淞沪警备司令钱大钧
民国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
原来，罗亦农被捕之后，只在公共租界巡捕房关押了三天，就被引渡到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了。在劝降失败后，蒋介石下手令将罗亦农枪决。从被捕到牺牲，前后只有6天时间，特科的营救未能成功。
尽管已有思想准备，但李文宜还是被这噩耗击懵了，在布告处木然呆立了很久。绵绵的春雨逐渐浇醒了她的头脑，这个勇敢的女人决定马上寻找丈夫的遗骸。
龙华是当年上海人闻之色变的杀人魔窟，李文宜很快就打听到丈夫就义的刑场。这是一块面积不大的草地，当中有一滩鲜红的血泊，在血泊旁边丢着一根贴在竹竿上的纸标，人们通常把它叫做“斩标”，上面赫然写着“共党要犯罗亦农”，“罗亦农”三个字上还划了一个猩红的圆圈。
李文宜看到丈夫的名字，顿时两眼发黑，双腿一软，昏倒在地。醒过来时，她看见周围站着几个当地的百姓，便向他们打听这个被枪毙的共产党人的尸体移到哪里去了。
一个50多岁的老人招了招手，默默地领着她走了一段路，见到一个黄土孤坟，老人用手指了指，就默默地离开了。这是一个草草堆起的新坟，没有墓碑，周围也没有任何标志。坟里埋的究竟是不是亦农？是谁掩埋的，是自己的同志，还是专行善事的经善堂用薄木棺材埋的？李文宜站在坟前想了好久，最后决定回去向组织汇报后再来查明。
第二天一早，中央秘书处工作人员杨庆兰找到李文宜的住所，要她立即转移到新的住所。到了地方才知道，这里的主人是在广州起义中牺牲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张太雷的遗孀王一知。
当天晚上，周恩来代表中央到这里看望两位烈士的遗属。李文宜含泪提出了三点要求：第一，要一支手枪，亲手杀掉出卖丈夫的叛徒；第二，查看罗亦农是否已经掩埋，如果是经善堂的草草掩埋，要另行安葬；第三，请求去苏联学习革命理论。
周恩来回答道：“中央理解你的心情，也相信你的决心，但是你没有使用手枪的技术，这事万万不能由你去做。处理叛徒由中央负责，要不了几天就会见分晓。其他要求不成问题。”
草草料理了罗亦农后事，李文宜就同瞿秋白的妻子扬之华结伴同行，前往莫斯科。扬之华是去出席“六大”的。
中国共产党杰出的年轻领袖罗亦农，就这样牺牲了。可以告慰罗亦农英灵的是，他还关在巡捕房的时候，中央特科就提前为他报仇雪恨了。
位于北四川路和老靶子路交界处，有一家“三民照相馆”。这是中央特科的一处秘密机关。
罗亦农被捕的当天下午，顾顺章和刚刚担任情报科长不久的陈赓一前一后来到照相馆。中央政治局常委被捕，这是一起极其严重的事件，周恩来立即命令顾顺章和陈赓全力处理此事。
罗亦农被捕时的情景十分蹊跷。带队前来捕人的是戈登路巡捕房的捕头洛克，他用德语同“坐机关”的贺芝华交谈了几句后，当即将罗亦农逮捕，并且直接了当地说：“你是罗亦农，我就是来抓你的。”
除了罗亦农，在场的其他人都未被捕，放在办公桌抽屉里的秘密文件也没有被抄。这种情况是从未有过的。
显然，内部出了奸细，是他出卖了罗亦农。
这个出卖罗亦农的奸细到底是谁？顾顺章立即派人找到巡捕房的内线打听。
巡捕房就是租界的警察局，它同那个时代中国各地的“局子”一样，也是一个藏污纳垢的地方。巡捕分为西捕（西洋人，公共租界主要为英国人，法租界主要为法国人）、印捕（印度人，法租界则由越南人充当）和华捕（华人）三种。巡捕房的各级头目大都由西捕充当，但人数最多的还是华捕。
华捕的待遇很低，，工资只有同级西捕的七分之一。因此，他们的收入更多的是靠收受贿赂和敲诈勒索而来。而西捕尽管收入已很优厚，但仍欲望难填。无论是谁，只要给钱，就可以向他出卖情报，通风报信，如此种种，就为特科获取情报、保卫中央领导和机关提供了许多方便。
旧时的上海，可以说是帮会的天下。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人控制的青帮几乎渗透了社会的各个角落，即使是外国人控制的租界也不例外。从租界警务处长、总巡，到普通的西捕和华捕，许多人都与黑社会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华捕们更多为青红帮的各级喽罗。
顾顺章原来就是青帮的活跃分子，主持特科工作后，便利用这些关系与各巡捕房的西捕、华捕们建立了联系。许多巡捕都定期接受特科的津贴，充当特科的“线人”，如果提供了特别有价值的情报，还有额外的“奖金”。因此，巡捕房出动缉拿共产党人或破坏中国共产党秘密机关，特科往往能在一小时或半小时前得到消息，从而避免了许多损失。
但是，这次罗亦农的被捕，事先特科的情报人员竟毫无所知，因此顾顺章格外恼火。他立即派情报科的一名工作人员火速与戈登路巡捕房的内线联系，一定要打听出个究竟。
顾顺章和陈赓等了很久，打听消息的人终于回来了。他带回的情报果然证实了大家的猜测——罗亦农是被叛徒出卖的。
来自巡捕房的消息说，当天早上，有一个能说一口流利英语和德语的漂亮女人主动找到总捕房政治部，自诩手中有350多个共产党员的名单和地址，而且其中多数是参加过南昌暴动的各级负责人。只要捕房答应给她两张出国护照和二万美金，让她到她所想去的国家，并替她保守秘密，她就可以把名单全部交出来。为了证实自己所言不虚，她可以先提供线索。今天上午就可以抓到共产党总赞贵人之一的罗亦农。上午10点左右，西捕头洛克突然带队出动，不久，就把罗亦农抓回来了。
听了汇报，顾顺章和陈赓几乎同时想到了两个人——主持这个秘密机关的何家兴和贺芝华夫妇。
贺芝华是四川人，曾随何家兴一同到苏联东方大学留过学。从苏联回国后，双双被分配到中央组织局，在罗亦农领导下作秘书工作。他们主持的这个机关，是组织局的一个中心机关，主要是联系参加南昌起义后从潮汕和香港等地辗转来到上海的同志，为他们重新分配工作。所以，作为组织部的秘书人员，他们的手中当然能掌握数百人的名单和住址，而且其中有不少是中央的负责人。
情况紧急！现在的问题不仅是打探罗亦农被捕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必须迅速落实情报，避免更大的损失，这关系到几百个同志的生命安全。
情报很快得到证实，出卖罗亦农的果然是何家兴夫妇。
何家兴和贺芝华，素来爱慕虚荣，贪图享受。从国外回来后，他们仍然迷恋布尔乔亚的生活方式，经常出入茶楼酒馆、舞厅剧场，并且不遵守秘密工作纪律，有时外出很晚才回家。罗亦农多次对他们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他们非但不改，反而心怀不满。当时，工作人员每人每月的生活费只有20元，以当时上海的物价水平，这个数字足以维持普通市民的生活用度，但要想常常出入酒馆舞厅，就远远不够了。
何家兴夫妇早己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他们本可以像当时的许多人那样，与共产党分道扬镳，互不妨碍。以当时险恶的环境，这样做最多被人视为胆小鬼，也无可厚非，不会受到追究。然而，他们却丧尽天良，处心积虑地要用同志的生命来换取一笔丰厚的赏金，以便远走高飞，享受优裕的生活。
4月15日早上，贺芝华与公共租界总巡捕房初步达成协议后，总房就通知戈登路巡捕房随时准备出动。按照约定，罗亦农一到机关，他们就派机关的烧饭娘姨送信给站在戈登路和爱义文路口的华捕。
捕房西捕头洛克一接到消息，立即带队出动，罗亦农正准备出门，就被逮捕了。
情报落实了，顾顺章和陈赓立即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当机立断，下令尽快处决叛徒，夺回那份关系重大的名单1
4月16日凌晨，何家兴夫妇的寓所门外突然燃放起鞭炮。在震耳的鞭炮声中，“红队’’队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踢开房门，冲进房内。何家兴夫妇还躺在床上，已经被手枪逼住，被迫交出了名单。
这时狗男女吓得浑身发抖，跪在地上不断求饶。队员没有理睬他们，几声枪响，两个叛徒已经倒在血泊之中。完成了任务的“红队”队员们在鞭炮声中离去。
事后才知道，何家兴当场毙命，而贺芝华只受了重伤，被打瞎了一只眼睛。后来得知她被送到广慈医院治疗，因为防范很严，难以下手，加之名单已经夺回，她己无法作祟，“红队”便饶了她的性命，让她回到四川老家去了。
罗亦农的在天之灵已得到安慰，中央领导人和数百名地下党员也转危为安。
蒋介石做梦也没有想到，上海的第一个特务机关刚刚建立，就掌握在中央特科手中了
在当年的上海滩，有不少这样的人物：无论东洋西洋，白道黑道，官场商界，租界华界，他们都吃得开，到处左右逢源，八面来风，正如当时流行的一句话所说，“党政军帮，路路皆通”。
杨登瀛，原名鲍君甫，广东人，经历颇为复杂。他自幼留学日本，毕业于著名的早稻田大学。在日本期间，他结识了不少日本朋友，同日本商界和新闻界的关系相当密切。他在日本曾读过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思想左倾，1919年回国后，参加过“五卅”运动，并加入了国民党左派，同共产党人也有一些交往。“四一二”政变时，他曾遭蒋介石逮捕，后来由身居要职的朋友保释。
从杨登瀛早年的经历来看，他也算得上是个“赤色”人物，不过后来却成了国民党中统特务系统的红人。
杨登瀛参加中统，是由于一个广东同乡的介绍。
在参加“五卅”运动时，杨登瀛结识了广东同乡杨剑虹。杨当时在日本洋行当职员，是上海洋务工会的负责人。杨登瀛与杨剑虹一见如故，很快成为无话不谈的密友。不久杨剑虹去了广州，投到陈立夫的门下，成了他的亲信。
1928年初，中统的前身党务调查科刚刚建立，就把破坏中共中央机关作为其工作重点，决定在上海建立情报机构。但党务调查科尚在草创阶段，既缺乏特务工作经验，更缺乏得力骨干。为物色上海机关的负责人，陈立夫、张道藩都煞费苦心。
这时，担任调查科总干事的杨剑虹想到了同乡杨登瀛，并引荐给了陈立夫和张道藩。
陈、张二人对杨登瀛都极为赏识。杨登瀛在上海的交游宽广，与租界当局的交情相当不错，特别是他与巡捕房建立的关系网，更是为党务调查科所需要。陈立夫、张道藩很快就认为杨登瀛是在上海从事反共侦察的理想人选。
不过杨登瀛一开始并未打算参与特务工作。他这个人生性善于结交，信奉“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的处世哲学，愿意与各方面的人拉关系，什么样的人都可以搞到一起。每次陈立夫、张道藩等到上海，无论公干还是私事，杨登瀛总是悉心招待，声色犬马，无所不至。一来二去，他与陈立夫、张道藩成了莫逆之交。
杨登瀛不仅与陈立夫等国民党特务头子打得火热，与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陈养山也保持着良好的朋友关系。
杨登瀛和陈养山早在1926年底就已经认识。当时，陈养山通过一位朋友的介绍，跟杨登瀛学过日语，两人就此成了朋友。1928年初，陈养山在浙江搞农民暴动失败后到了上海，在江苏省委工作，一度就住在北四川路杨登瀛家中。
杨登瀛虽然已经脱离革命，但对中国共产党仍表示同情，并且他生性豪爽，讲义气，中国共产党地下党有事找他协助，他也愿意帮忙。他让共产党员住在自己家中的事，甚至瞒着那位在党务调查科当总干事的同乡杨剑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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