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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来说，当时服务于“铁道部”的顾客每月21日领薪水，他就在当天晚上或隔天去收款，因为这些顾客比邻而居，不但收款方便顺利，顾客对这种收款方式也很满意。

如此一来，王永庆的生意自然蒸蒸日上。更重要的是，所谓“质优价廉”和“顾客导向”的经营策略也就在他的心中扎下了根。这种建立“顾客档案”的做法对台塑后来的“表单化”经营管理方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指导作用。

王永庆经营米店在品质、服务、收款等方面创新的做法大受顾客的欢迎。刚开业之时，一包12斗的米一天都卖不掉；一两年之后，王永庆一天就可以卖出十几包米，营业额增长了几十倍。

当时有一句台湾俗语“粜米卖布，赚钱有数”，意思是说，米与布的营业金额很大，因此利润应当尽量压低。当时的米1斗12斤，售价5角1分，本钱5角，换言之，卖1斗米只能赚到1分钱，利润只有2%。因为利润微薄、钱不好赚，王永庆格外勤劳，以争取生意。

一天深夜2点多钟，外面下着雨，一家小客栈的厨师到米店敲门，说是半夜有旅客来住店吃饭，要他立刻送1斗米过去。

卖1斗米才赚1分钱，又是深夜两点多钟熟睡的时候，并且外面还下着大雨。一般人不是假装没听见，就是把那位敲门的厨师赶走。但是王永庆一听，立刻从被窝里爬起来，随便往身上披了个粗麻袋片就跑出去送米，回来后全身都淋湿了，冻得瑟瑟发抖。

这次经历使王永庆意识到，虽然有了相当多的固定客户，但若要多赚钱，就要向上游发展，搞批发业务，即由自己来碾米，然后再自己卖或者批发给别人。因为他发现，沿着这条线越往上走，厂商就越少，竞争也就越小，并且行业的利润也就越高；于是，王永庆有了开碾米厂的念头。

经过一年多的资金积累和客户积累，王永庆办了个碾米厂，在最繁华热闹的临街处租了一处比原来大好几倍的房子，临街做铺面，里间做碾米厂。开了碾米厂，工作多了，三兄弟忙不过来，王永庆就到附近的渔村雇了一批壮汉来搬运大米。

就在王永庆的隔壁，有一家由日本人福岛正夫经营的碾米厂。日本人享有种种优惠条件，致使王永庆从一开始就处于十分不利的竞争地位。王永庆意识到，只有更加努力工作才能改善处境。日本人的碾米厂下午6点就停工休息，他却要一直做到晚上10点半。

碾米厂的活又脏又累，每天都弄得一身灰。福岛正夫上了年纪，比较注重生活享受，每天要花3分钱洗个热水澡。而王永庆仗着年轻力壮，跑到屋外的水龙头用冷水冲洗，即使冬天也不例外。他认为，每天省下3分钱等于比福岛正夫每天多卖出3斗米。

这样，王永庆勤干苦做，开源节流。一年后，他的生意就超过了福岛正夫。嘉义当时共有26家碾米厂，王永庆排名第三，而福岛正夫位居第四。在日统时代，王永庆能有如此业绩，实属难能可贵。

王永庆的米店和碾米厂获得了成功之后，他用积累的资金扩大了碾米厂的规模。虽然他很年轻，但论经济实力，已成了嘉义数得着的头面人物。

产品销不出去，王永庆竟然做出了增加产量的决定，引起公司内部的激烈反对

正当王永庆踌躇满志，准备放开手脚大干一番时，台湾的大环境发生了急剧变化。那时，日本帝国主义扩大了侵略战争，并加紧了对台湾的掠夺，规定一切人力、物力都要优先供应战争所需，导致整个台湾物资极为贫乏。

到了1941年时，台湾地区的水稻因为肥料缺乏而收成大减，并且因为日本供应侵华战争需要的关系，导致粮油等物资极端匮乏，于是日本人开始在台湾实施物资配给制度，其中一项便是对大米采取“共精共贩”的方式供应。也就是说，对稻米的碾、售实施配给制度。

当时的嘉义市大约有12家规模不一的碾米厂，在实施了新制度后仅剩余两家，其余的一律关门。勉强支撑了一段时间后，粮食越发奇缺，连替代食物也无法满足供应，台湾人民处于饥荒状态，甚至连卖米商都无粮果腹。在这种情形下，王永庆的米店和碾米厂只有关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