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宇闻讯惊诧不已，顿时困意全消，立即审讯俘虏。俘虏供称：国民党整编第11师第18旅第54团就驻在这个寨子的东面。杨国宇一听便头皮发炸，来不及请示，便马上派出骑兵通知第1旅派部队来保驾。梁军得知后，也立即命令马焕越集合警卫连准备战斗，又挑选8名身强力壮的战士，带着担架到大路边等候，准备抬着刘司令转移。
刘伯承听了杨国宇的报告，更加证实了老乡反映的情况和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就在此时，寨子东边突然传来阵阵枪声。这枪声，使杨国宇大惊失色，立即掏出手枪，在屋里团团转，是走还是就地抵抗，一时拿不定主意。刘伯承也下意识地摸着枪柄，侧耳静听。小王上前架着刘伯承的胳膊就要往外走，刘伯承甩开他的手，仍纹丝不动地听着。不大一会儿，枪声渐渐稀疏下来，随后停止。刘伯承作出判断：“可能是我们的侦察员暴露了目标。”
不多时，派出查证敌情的3个侦察员匆忙返回报告：
侦察员们来到寨子东面一间大房子前，见虚掩着的门缝里射出一束亮光。他们两人在外掩护，一人摸进去探明虚实，这位侦察员侧身挤入，不慎碰响门轴。室内几个军官正围着桌子嘀咕什么，闻声望见这位不速之客，慌忙掏枪就打，侦察员闪身退出，一面还击，一面奔跑。
听了侦察员的报告，杨国宇急了，说：“我们已经被敌人发现，怕是很难撤出去了，怎么办？”
“莫急。”刘伯承又问侦察员，“你们是从哪条路线撤回的？”
“从南边绕道返回的。”
刘伯承那紧锁的眉头舒展开了，赞道：“很好！不愧为老侦察员，做得对。”转头对杨国宇说，“这说明敌人还没发现我们。这样吧，马上把警卫连拉上去，从南向北再打他一下，然后向南且战且退，把敌人引开，掩护我们转移。还有，不要忘了通知张副政委他们和担架队也立即转移。”
刘伯承向杨国宇交待完毕之后，拄着小王为他预备上山用的棍子来到大路上。
梁军已带着抬担架的战士等在路边。身为参谋处长，竟把宿营地选在敌人驻的寨子里，严重地威胁着司令员和首脑机关的安全，梁军的内心深感不安，难过地低下头，喃喃地说：“一号，是我的疏忽……”
“一个人一生不可能不犯错误。”刘伯承打断梁军的话，“今天犯错误，以后就会少犯错误或不犯错误。况且今天主要是我这个当司令员的过问少了，有责任，你不要往心里去。我打了几十年的仗还是头一回遇到嘛。现在处置得还好，可以说是‘险中有胜’啊。”
杨国宇突然想起俘获的敌方侦察员交待的一个细节，说道：“我看不是梁军同志的疏忽，一号也没有责任。据敌侦察员讲，他们那个团是后半夜到达何小寨东面赶修工事，而我们是夜里10时来到何小寨西面宿营。这说明我们是先到，敌人是后到，因此，不存在我们选择宿营地不当的问题，完全是一次互不相知的巧遇。他们在东，我们在西；他们做他们的工事，我们睡我们的大觉。敌我和平共处，太有意思了。”杨国宇说着说着，哈哈大笑起来。
“你乐啥子？我可是你的保护对象，我的脑壳搬了家，你想得蒋介石那两千万元赏金啊！”刘伯承说罢，自己也笑起来，继又大发感叹，“说巧也不巧啊。敌军几十万人深入大别山腹地，敌我犬牙交错，互相渗透，互相掺和的情况，我们事先也没有充分估计到哇。”大家一边说笑一边拼命赶路。
正走着，忽然一个骑影从山坳下的浓雾中冲来。梁军一个箭步跳到路旁的高坎上大声喊道：“准备战斗！”
梁军一声喊，机关干部立即就地卧倒，掏出手枪。杨国宇、小王连忙把刘伯承按倒在路旁的雪沟里。刘伯承摆摆手，示意大家沉着，在没有弄清情况前不能开枪。
那骑影由小变大，由远变近，大声疾呼：“不要开枪！我是1队何参谋。”
人们松了一口气，从地面跃起。
何参谋翻身下马，直奔刘伯承跟前，单腿跪地，失声痛哭：“首长，你处分我吧，我有罪！”
“何罪之有？”
原来，头一天晚上，解放军第1旅从一名俘虏口中得知：敌第18旅第54团奉命于13日晚赶到何小寨构筑工事，企图阻止解放军北上。随第1旅行动的纵队副司令员尹先炳，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杨勇，请纵队司令部转告刘司令员改变宿营地。纵队电台偏偏在这个时候出了故障，联络不通，于是便派何参谋骑马口头报告。
何参谋离开纵队司令部不远，便碰上狂风暴雪，迷失了方向，在山沟里转悠了几个小时，又回到原地，急得他呼天喊地，直至破晓。风雪虽然停止了，可是浓雾又降临大地。他又在浓雾中辨别方向，寻找路径，又折腾了几个小时，才赶到何小寨北侧，可为时已晚。
刘伯承听完何参谋的汇报后，上前扶起何参谋，宽容地说：“意外，意外。你吃苦了。”
这时，东面大路上，尹先炳带领第1旅一个团急急赶来。战士们枪上刺刀弹上膛，个个跑得大汗淋漓，气喘吁吁。尹先炳见刘伯承平安无事，这才松了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