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发长吁一口气，怔怔地凝望着那张合影，不知不觉中眼里盈满了混浊的泪水。
那幅合影镶嵌在金色的金属框中，显得高雅而又光彩夺目。那是儿子特意求人从北京捎来的。而黑色镜框托衬着的他妈的遗像，显得寒酸、寂寥，孤零零地悬在居室一隅。
一切只因山岛即将来访。现在的山岛已是日本的一家铁路公司的董事长了，他的来访使常发这个昔日卑琐谦恭的下等人身价陡增。这满壁生辉的壁纸、三室一厅的房子和时新的家具，都是突然配给他的。是啊，现在连厕所都是玻璃瓦瓷砖装潢的，上厕所照得见人影。常发不由想起那座住了几十年的低矮房，冬天透风，夏天漏雨，那时最大的奢望就是哪天能搬个不透风、不漏雨的房，就心满意足了。常发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突然就时来运转了。
山岛作为日本友人来访，特意要求与常发会面，并要求在常发家住两天。这一要求忙煞了外事部门。一个个走马灯般地张罗起来——铁路分局主要领导亲自出面，专门开会研究接待事宜，还协调了房地产商，以最低廉的价格向常发优惠出售了一套住宅，所谓的优惠就是分局对常发购买住房进行了补差。
之前甭说住房了，就连正常地恢复工作这一项，都让常发费尽了周折。拨乱反正时，常发为上访跑断了腿，写上仿信，找上级领导到处哀求，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追回公职回车站当了勤杂工。而五十年代那段却始终没有结论，只是右派摘了帽。
常发找到已经成为分局主要领导的可大庆。可大庆阴阳怪气地说：“这次平反也只是为了调动你们这些人的积极性。这么多年，你对业务也生疏了，形势发展多快呀，都现代化了，你还停顿在五十年代的基础上，又怎能让你搞业务呢？还是勤杂吧，驾轻就熟嘛。”
常发真想将可大庆那张变色龙一样的嘴脸一撕两半。是他坑了常发一家呀！
那一年，常发正在扫街道，有人捎信来说，他老婆在医院快不行了，要见他一面。他放下手中的活儿，衣服都没换，便急三火四地跑到医院。老婆已奄奄一息，见常发进来，强睁双眼，对他微笑。常发抓过她的手，声泪俱下，“是我害了你，我来世做牛做马也要补偿你！”
“孩子爸，不要……不要说了，不怨你……”她断断续续地说。
“你怎么不住院治病呢，钱我……还有哇！”
“不……那是要花许多钱的，咱们……下乡的儿子……也要……”她似乎被什么噎住了，眼球外凸，她艰难地坚持说，“照片还在那……”
“还提它干什么，那是祸根，我要烧了它。”
“不，都熬过来了……留着吧。”
老婆终于去了另一个世界，她静默地仰躺着，说不出是痛苦还是解脱。
出殡那一天，天灰蒙蒙的，常发和儿子将她送进了山坳，那里很静寂，一丘土坟掩着灵柩，那就是她永久的栖身之处。
儿子与常发连招呼都没打，扭身径自而去，继续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了。
年初，常发的爸死了，叔叔对他妈说：“孩子们没了爸，家里这么多口人怎么办呐？常发都十四岁了，就别上学了，该做工挣钱了。”他妈说：“他爸活着时说过要供常发上学的，再说常发学得也蛮用功，还得过奖呢！这么小的孩子能做啥？还是靠我为人家拆洗浆晒挣钱吧。”叔说：“那钱难养活一帮孩子，不是个长远之计。”常发也说：“我要做工挣钱，弟弟妹妹太小，不能看着挨饿。”叔叔说他懂事。妈无奈，搂着常发嘶哑着嗓子说：“我对不起孩他爸，也对不起常发啊！”
叔叔是火车站扳道工，知道车站缺个勤杂工（夫役），就跟站长说了。日本人称站长为助驿。助驿四十多岁，络腮胡子，黝黑的脸，小个，腆肚，说半通不懂的协合语（日语汉语合用），看上去蛮凶。叔叔带着常发见助驿，叔叔说了半天好话，他只用白眼珠翻了常发一眼，鼻翼翕动齄出一声，算是同意了。常发就上了班，活不累，工钱也少。
在助驿隔壁是站长的庶务员（文书），和常发差不多的年龄，长得小巧玲珑——小个、小嘴、小鼻子、小眼睛。第一天上班，就见助驿叫过那个小庶务员，对他叽哩哇啦怒吼了半天，指着他抄写的文字，还扇了他一个耳光，怒气冲冲拂袖而去，扔下小庶务员笔挺挺站着怔怔发愣。
常发进入助驿室收拾卫生，那个小日本叫住常发，问他叫什么名字。常发说了，他便主动介绍自己叫山岛，并问：“常君，写字的会？”常发点头。他兴奋地搂住常发，“你的大大的好，文字大大的，你的帮忙。”
常发听他说得半通不懂，困惑地望着他。
山岛见他不明白，忙挪开椅子，递上誊写的材料，常发才恍然大悟，忙推说不敢。山岛阴沉着脸说：“我的雇员的干活，你的佣员，听我的糖的给。”说着从兜里掏出糖来。常发不稀罕那糖，只是惧怕得罪日本人扔了工作，只得用心帮他抄写材料，山岛则殷勤地替他打扫卫生。
翌日早，常发走进助驿室灌水壶，见山岛站在助驿桌前，助驿气势逼人，凶神恶煞般。常发转身要出去，助驿叫住他。
助驿闪着狡黠的目光打量着常发。常发心里七上八下的不知所措，想必是抄写材料惹了祸，不知助驿会怎样处置他。谁知助驿咧开大嘴笑了，那张阴森森的脸突然绽开笑容，显得更加可怕，常发惊悸不定。
助驿问：“上过学？”常发点头。助驿又问：“你写的？”一指材料。常发胆怯地点头。助驿不信，拿过纸来当面验证。常发遵从地写了几个字。助驿不住赞叹：“游西（好）!”随后对山岛咕哝一通日本话，教训的口吻中分明是让他好好学之类的话。山岛不断“嗨嗨”地应答。助驿拍着常发的肩说：“你的汉字大大的好，你的庶务员的干活，他的勤杂的干活。你的薪水大大地给。”常发想推托一下，但见助驿那张铁青的脸，溜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山岛“嗨”的立正，用眼睛剜了常发一眼。助驿还叫山岛帮常发搬一张桌子放在山岛的屋子里。
当天下班回家。在车站拐弯处，山岛歪带着战斗帽，乜斜着眼盯着常发。这地方一面是大墙，一面是荒甸。
山岛指着常发恶狠狠地骂道：“八嘎呀路！你的良心的坏了。”
常发分辩说：“是你让我写的。”
“你的汉字大大的好，助驿说我写的不是，耳光地给。你的写的该坏坏的。我的庶务员没了，你的有了，良心的坏了。”
常发偏着头，愤然地说：“我的字就是好，当庶务员是助驿让我做的，有能耐你去找助驿说不让我干好了。”
山岛气得呀呀直叫，挑衅地打了常发一拳。常发嘴角立时流出血来。这一拳激怒了常发，他不顾一切地冲上去，两人厮打起来，最后他将山岛压在下面，然后左右开弓，打得山岛嗷嗷直叫。
开始，山岛声嘶力竭地叫喊：“打皇军，抓你宪兵队的干活。”常发一听，心想反正豁出去了，打一下也是打，让宪兵抓了别赔本。便痛痛快快地一顿狠揍，直到山岛骂声低弱，常发才肯罢手，撇下他径自回了家。
常发思忖这回肯定要蹲大牢了，回家对妈说了前因后果。他妈傻了眼，好一顿数落，但数落也没用，只好替他打点好行装，准备几个玉米饼子，躲进了菜窖。
一连三天没什么动静。第四天早晨，叔叔来了，说助驿让他来找常发上班。妈妈将打山岛的事说给他听。叔叔沉吟半晌，才说：“我估计山岛没有对助驿和宪兵说，如果抓人，宪兵早来了。看助驿表情不像知道这件事，我想不会出事。如果是灾，躲了初一，也躲不过十五。”常发妈觉得有道理，便叫出常发，随叔叔去上班。
常发一路忐忑，来到车站。在庶务员室门口遇到山岛，山岛忙把常发推进了屋。常发警觉地攥紧拳头，山岛却友好地握着常发的手，木讷讷地说：“常君，我的不对，请多关照。”常发茫然地望着他，想从他的脸上找出答案，山岛的脸上青紫血印依然清晰可见，难道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反正就那么回事，怎么处置都行。常发这么一想，反倒坦然了。
山岛见常发无动于衷，非常惶恐，几乎近于哀求，“常君，妈、妹妹的全靠我，助驿告状的不要，工作没了的不要。”说着，呜咽着，不断地鞠躬。
这时，走廊里传来助驿的皮靴声，山岛忙揩干眼泪，朝常发使眼色。助驿推门进来，两人同时问早安。
助驿高兴地拍打着常发的肩，关心地问：“病的好了？”常发满心狐疑，嗫嚅着。瞥见山岛冲他努嘴，紧张地打手势。常发顿时明白，便点头称是。助驿叫过山岛，“常发上班，你的勤杂的干活。”又吩咐常发该抄写的文字报表后走了。
山岛如释重负，摊开双臂拥抱了常发，然后，松开手，向后退了一步，双手下垂，鞠躬说：“非常感谢，朋友的大大的。”常发回敬一句，“朋友的没病，撒谎的不要，身体棒棒的，耳光地给。”两人都忍俊不禁开怀大笑起来。
从那以后，两人成了好朋友。常发从山岛的叙述中得知，山岛的父亲是日本的军需官，侵华战争初，携家眷来东北。战争中，父亲战死了，撇下了母亲、他与妹妹，山岛只好做工来维持全家生计。山岛那年也是十四岁。
山岛总是从家里偷偷带白米饭给常发，常发就带回家，给全家人吃。那时只给日本人供应大米，中国人没有资格吃大米，不然，就是经济犯要抓起来坐牢的。常发的妈，也总摊玉米面的煎饼带给山岛，他吃得津津有味，说甜脆，剩下的还要给妈妈妹妹带回去。
山岛出钱去照像社照了一张合影——山岛为常发找来他爸的战斗帽，两人齐齐地戴着日本战斗帽，冲镜头傻笑。
他们哪里知道，整个世界都在发生着变化。
一天晚上，常发睡得正香，朦胧间听到门外有人呼唤“常君”；常发妈忙起来开门，只见山岛背着妹妹风尘仆仆地站在门外。常发关心地问那边的情况，山岛悲戚地说他家的房炸塌了，妈被压死在里面了，现在只有他们兄妹俩相依为命了，想投奔这里躲几天。常发妈忙为他们铺好被褥。常发与山岛睡在一起，常发不住地安慰他，诅咒这场该死的战争，直至雄鸡破晓，一抹晨曦掠上窗棂，两人才觉得困倦，脸上挂着十足的稚气睡着了。
苏军飞机连续轰炸了三天。第四天，山岛一早起来就去了车站打听消息，近晌午才匆匆忙忙地赶回来，焦急地对常发说日军全部撤到沈阳去集结，现在车站到处是日本人，拥挤不堪，刚才跑回自己家收拾一下，能拿的都放在皮包里了，说着就要带着妹妹走了。常发说了句“祝你一路平安”便泣不成声了，两人拥抱在一起痛哭流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