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组长说，大家议一议，看范家评富农合理还是地主合理。
大家七嘴八舌地说开了，有的人说占有的土地量够上地主了，近三年也雇佣了短工，产生了剥削。有的人说，范老财瘦得快成一张羊皮了，要不是这几年身子不行了他决不舍得雇佣短工，也就没有剥削了。问题是土改的政策就看近三年的土地占有和剥削情况，如果近三年把过去的万贯家产荡光了，那就是贫农了。反正范老财这样的情况划成地主有点亏。
最后工作组综合了土改政策和大家的讨论，集中了意见：范家占有的土地已是定数，如果近三年范家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参加了劳动，也没有雇佣长工，那应该是富农。如果近三年内范家有劳动能力的人不参加劳动，只靠长短工劳动，那就产生了巨大的剥削，应该是地主。
范家的三口人木头似的坐在麦秸垛上，像三个呆头呆脑的面口袋。范老三还破天荒地穿了一件新衣裳，他寻思着见那么多人呢。他听得人们都在说范家的地，在说政策。自己家的地他知道，汗珠子侍候出来的，等于他费劲八叉生养出来的儿子。至于政策，他就很懵懂，政策是个啥呢，是谁定的呢？他看到土改组长，那个不知道是吃啥长大的细皮嫩肉的女人，一说政策，就抖动手里的一个白皮子本本，他想政策可能就是一个本本。是这个本本要把他划成地主成分。地主就是地的主人，可为什么一成了地主，地就要分给别的没地的人呢？那他们不就成了地主了？那我撅着屁股开荒洗地的时候，他们咋靠着墙根晒太阳呢？
任老三坐在石碾上，昏昏欲睡，他有个毛病，在大太阳底下，要不就得干活，要不就得打盹儿。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范老财家是不是地主，与他没关系，所以他想睡觉。这时，听得农协代表田喜说，任老三，你们一家子坐到一搭去。他的手指着改花一家坐着的麦垛。
任老三巴咂了嘴角的哈喇子，说，谁们一家子？他们姓范，我姓任，我为甚要跟他们坐在一搭？
工作组的人抬起头来，疑惑地看着田喜。田喜从怀里掏出一张麻纸来，抖动着说，你的户籍和范家在一起，白纸黑字画了官押的。你吃人家的饭睡人家的炕的时候就是一家子，要划成分了你就跟人家不一家啦？
原来，傅作义的35军进驻河套的时候，整理了新的保甲制度，登记了固定的河套居民的户籍。当时村里的人都以为任老三是范家的儿子了，就把任老三的户口和范家合到了一起成为一家人了。
任老三一下子急红了眼，跳到工作组跟前说，你们看不见任家和范家隔着一人高的院墙吗？你们看不见任家的二亩地和范家的地打着二尺高的地堰吗？旧社会我给范家开荒洗地放牲口，新社会我睡了一觉起来就跟地主老财是一家了？你们什么工作组，这不是跟老天爷开玩笑吗？
工作组赶忙和田喜几个农协的碰了头，田喜把任老三和范家二十年的家长里短告诉了工作组。
女组长站起来维持了会场，说，任家和范家的这种情况在土改工作中还没有遇到过。我们研究了任范两家的实际情况和土地改革的政策，任老三可以和范家分开来划分成分。
这看似很简单的一句话却翻起了千层浪。
任老三不是范家的人，可以单独划分成分。凭着任老三的二亩地，肯定是贫下中农了。那范家的人均占有土地量就发生了变化。范家如果是四口人，人均占有土地五十亩。如果范家是三口人，人均占有土地六十多亩。更为严重的是，任老三和范家是什么关系呢？如果他们是一家人，任老三就是范家的有效劳力，范家主要是自食其力，剥削量很小。如果他们不是一家人，任老三从一锹头高的时候就开始给范家干活，那任老三不就是范家的长工吗？
线索已经很简单了，任老三和范家是不是一家人，是决定范家是地主或富农的唯一条件。富农是中立的对象，而地主是人民的阶级敌人。这之间的差别相当了得呀。
范老财是个慢性子人，他也逐渐听明白了。
他扶着老婆的肩膀颤悠悠地站起来，手指点着任老三的鼻子，嘴唇和舌头颤抖着，像个风匣口子。
他说，你不当我范家的人，我不勉强。可改花的娘每天早晨把酸粥端在你的枕头边，她给你当娘哩。改花每天晌午把焖面给你送到地头上，可怜我娃心在你身上哩。你身上的衣裳脚上的鞋，哪一件不是这可怜娃半夜熬油点灯一针一线缝出来的？人要讲良心呀。
范老财拍着自己的腔子，眼泪涌出来了。树林子的乡亲们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毕竟是乡里乡亲的，谁跟谁也没有仇。接着范老财又说了一句话，后来这句话让他后悔得寻死都找不着地方。
他说，你爹娘老子死了，全村人都不给借棺材，是我范家出了棺材送了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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