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平子父母的墓前，我也是这么告诉他们的，我从内心最深处向他们道歉，我花了将近十二年的时间，也没能明白平子向我展示和表达的东西，尽管我的确耗费了所拥有的一切精力。
我们站在整齐排列的公墓中，风凉飕飕地穿过一排排常青树，黄昏由远及近地快速降临，天空如同一盏灯油耗尽的马灯般黯淡下来，城市在山下的凹地上铺陈开，种种喧嚣顺着突兀的、隆起的地形漫上低矮的山头。平子坐下来，在墓碑前的石板路上摊开那张A4纸，一面写写画画一面不断重复着那句呓语：“引擎每秒扇动108下翅膀，即使达到每磅3 1415926的逃逸速度……”我静静地走开，在与平子父母的墓相隔仅数米的地方停下，从兜里掏出一张照片放在面前那块墓碑上。刹那间，一条不断收缩的坚硬铁链将我紧紧“勒住”，无比巨大的疼痛感在身体的每个缝隙中蔓延，这种疼痛仿佛没有停止的一刻。我恍惚间感到自己已经急迫地跳出了那具身体，木然地看着那具身体伏在碑前，每一块肌体都不规律地抖动，喉咙中发出哽咽的、不连贯的声音，呼唤着某个遥不可及的名字。“双喜”，他这么叫着，泪水和唾液混在了一起，顺着下巴滴进松软的泥土中，他感受着突如其来的霏霏细雨的冲刷，这种冲刷渐渐抚平了他内心的动荡，像某种抚慰，解开了那条紧紧锁在心头的铁链。他泪眼婆娑地回头观望，那里没有任何人，城市灯光如一簇簇次第盛开的惨白色花朵。
那一年我们刚毕业，阿哲和楠生顺利拿到了硕士学位，阿哲进入北京天文台，楠生去了太平洋彼岸深造计算机技术，我和双喜选择留在这个城市。有些人习惯于自己熟悉的东西，无论是语言、气候还是饮食，因为熟悉的东西能给予人最大限度的舒适感。我和双喜就是这类人，我们彼此熟悉，也同时熟悉着这个城市。
当时，正是圣诞节前的最后一个周末，冬日少有的晴朗，我们约好在双喜的住宅小区附近的一个公交站台碰头，去南山露营和拍摄冬季大三角。我打包好那台星特朗天文望远镜和蜂乌帐篷，又在路上的便利店买了些零食，早早便等在车站。
我痛恨一切毫无缘由凭空降临的变故，我痛恨它们未经许可扎扎实实地落在任何人、事、物上，打破本该持续的平静和安详。我甚至神经质地妄想，如果生活给我重新选择一次的机会，我会毫不犹豫地放弃那次周末的计划，我会苦口婆心甚至以哀求的语气告诉双喜，周末就待在家休息吧，去他的冬季大三角、猎户座阿尔法、玫瑰状星云，让它们都见鬼去吧。无数次，我独自一人徘徊在夜里，竭尽所能地幻想另一种可能的未来，像个小说家般巨细靡遗地描绘那些我与双喜可能的或庸俗或高雅的生活细节，直到清晨，光亮一瞬间地侵入如滔滔洪水般将我所构筑的巨大可能刹那间摧毁殆尽。
可是那天，我对于即将发生的一切尚不知晓，我一心祈祷着好天气能持续到深夜，保证我们拍到清晰的好照片。可那无比巨大的爆炸声击碎了一切，浓烈的黑褐色烟雾和高高耸起的火苗紧接着便在街道尽头的拐角处升起。我的耳中一阵轰鸣，人们争先恐后地张望。
我隐约听见有人问：“怎么了？”
接着有人答：“像是个加油站，不知怎么烧起来了……”
“我刚才看见有个发光的东西坠进了那里。”
“是什么？”
“不晓得。”
我一面发了疯地跑向那片火海，一面拨着双喜的电话，那一声声连续而短促的“嘟嘟”声像重锤般敲击着我，时至今日，电话中的“嘟嘟”声依旧能将我急速带回那个可怕的火海中，甚至能感受到被烈火灼烧的剧烈疼痛。
即使是面对阿哲和楠生的时候，我也绝不去描述在那天阳光明媚的午后所看见的一切，我几乎是在一瞬间便决定独自承受其所带来的无限自责和悲恸，我烧掉了双喜房间中的大部分东西，仅留下一些照片，她是摄影专业毕业，那些照片便是她的一切。我把它们交给双喜同样悲恸的父亲母亲，并一再央求他们能让我留下其中的几张，他们最终同意了，那是我们刚认识时一起拍摄的一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