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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衡阳市中心中央银行地下室的第10军指挥所，方先觉召开了作战会议。军参谋长孙鸣玉向方先觉报告伤亡情况：“防守城西南主阵地的预备第10师3个团及师直属部队伤亡达90%以上；防守城西部的第3师3个团伤亡达70%;城北及江防方面的第190师3个团仅存官兵700人；军直属部队除辎重团尚存官兵500人外，其余如搜索营、特务营、工兵营、通讯营、炮兵营尚存兵力不及三分之一。”

战区督战官蔡汝霖恨恨地说：“如此恶战，如果没有好的指挥员，那是一天也难以坚持下来的！而且，我军没有炮弹，炮火无法支援步兵，否则不会就这样丢掉第一线阵地的！看来，非得炸掉鬼子的几门重炮，方解我心头之恨！”

方先觉应道：“蔡将军，不要心急。孙参谋长你安排一下，炸炮的任务就交给军部搜索营第1连的臧连长他们。”

7月16日晚8时许，萧民和王有为两位勇士由靠近湘江大桥的上新街出发，绕过西岸日军的警戒线，向江边摸索前进。臧连长命令轻重机枪做好准备，一旦他们潜行遇阻，随时以火力予以支援。

两人一路摸索前行，终于来到江边。衡阳已是湘江的中下游地区，江宽水阔，表面看去，江水静静地流淌，其实流速很快。约莫一个多小时后，两人游到了江东岸，顺利地绕过日军的步哨和巡逻队，接近了日军的炮兵阵地。只见鬼子们三五个一群，不时发出一阵阵狂笑，大多数在猜拳赌博喝酒。

午夜12时，鬼子们渐渐地睡着了。哨兵也是哈欠连天，缩到一边打瞌睡。事不宜迟，萧民向王有为伸出手指打了个手势。这个阵地共有6门100毫米大炮，大炮上穿着炮衣，炮口上还戴着炮口帽。遗憾的是各炮相距较远，所带手榴弹有限，两人便朝着离岸边较近的一门大炮摸过去，摘下炮口帽，将四颗手榴弹塞入炮口。接着，两人迅速滚到江边。

只听“轰隆”一声巨响，火光冲天而起！日军大乱，轻重机枪盲目地扫射起来，但萧民和王有为早就潜进了江水中。

第二天凌晨，两位勇士平安地回到了阵地。方先觉立即报请军委会批准，授予二人忠勇勋章各一枚。

方先觉在指挥部痛哭失声；横山勇接到死命令：攻不下衡阳，官兵一律自裁

正当衡阳守军浴血奋战、苦撑危局的艰难时刻，外围局势始终如谜团一般。

在原拟定的长沙会战中使用的部队零散地摆在浏阳、萍乡、醴陵一带，各自为战。日军的三路人马越过这些部队，迅速挺进到耒阳、安仁、茶陵一带时，国民党军第20军、26军、44军、72军、37军、58军等正规军居然打起了游击战。当这些部队接到战区和军委会的命令南下衡阳参加会战时，其行动已处处受制。

但这些部队集合起来，仍然对湘江东岸地区的日军起到很大的威胁作用。此时，湘江西岸地区还有属于第四、六、七、九战区的部队共7个军。这7个军分别是第74军、73军、79军、99军、100军、46军、62军。这些应该是参加衡阳保卫战的生力军，但因为属于不同的战区，缺乏有效的配合。

早在7月18日，日军第二次总攻的炮火还未停息，方先觉即向统帅部报告：“本军部队已经伤亡殆尽。剩下的守城部队由军佐杂役混编而成，粮弹医药均缺，实在难以为继，衡阳危在旦夕。还望严令援军突进解围……”他声音嘶哑，几乎哭了出来。

蒋委员长闻讯后在日记中写道：“不料伤亡之大己至于此也！”他慌忙督促各援军挺进解围。7月20日，驰援衡阳的第62军攻至距衡阳西南7公里处，西北方面进援衡阳的第79军也仅距衡阳8公里。蒋介石估计再有一天，该两军只要向前推进5公里，衡阳之围即可告解，忙向方先觉通报，令其派兵接应。然而，咫尺天涯，当方先觉派出的曹华亭特务营向第62军来援方向突击时，发现62军和79军没有把握住进攻时机，遭到日军各个击破。

7月27日，从第四战区赶来的第46军赶到衡阳西北近郊三塘附近时，受到日军两面夹击，战力不支而败退。第74军是国民党军最能打仗的部队之一，在武汉会战和长沙会战以及常德会战中都有上乘表现，然而这次参加衡阳解围作战时，独自在衡阳近郊鸡窝山一带与日军打援部队鏖战，攻克鸡窝山阵地后又突然撤离。

7月27日，蒋介石亲自草拟电文致方先觉：“方军长：守城官兵艰苦与牺牲精神余已深知，此时只有督率所部决心死守以待外援之接应。余对督促增援部队之急进，必比弟在城中望援之心更为迫切。弟可体会此意，以后对于求援与艰危情形非万不得已，不必发电详报，以免敌军破译。余必为弟及全体官兵负责全力增援接济。勿念。中正手启。”

8月2日，在日军异常猛烈的炮火中，一架中国空军的运输机钻进硝烟弥漫、愁云密布的衡阳上空，在狭小的国民党军阵地上准确空投了一些物品，其中一个大口袋中放有蒋委员长的一封亲笔信，信中除了有以往经常提到的“死守”外，特嘱咐方先觉等“以_死报国”。

就在中国方面援军使用不力、指挥失当、决策层犹豫观望的时候，日军中国派遣军司令部也陷入空前的惶惑与犹豫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