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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范晔的中国人，都是没有文化的人。如果不知道范晔是怎么写出《后汉书》，那是人生的一种遗憾。

范晔生于东晋世家。那时，投胎是项技术活，生于豪门大族，不知要少奋斗多少年。范晔运气不错，他的祖先阵容超级豪华，祖辈们不仅宦海沉浮，还满腹经纶，涉猎广泛，其父更是深得刘宋开国皇帝刘裕的信任。在这样的家族，只需耳濡目染，明星范儿就可十足。何况范晔又聪明好学，“博涉经史，善为文章，能隶书，晓音律”，俨然一颗冉冉升起的未来之星。

只是，世上没有完美的人生，范晔虽出身高贵，却有一个致命的缺憾--他是庶出。东晋世家嫡庶分明，“嫡待庶如奴，妻遇妾若婢”。名分就像雷池，不可逾越半步。越显赫的家族，越讲究尊卑贵贱。而范晔的母亲，是小妾。

母亲无法选择，连出生地也无法选择。范晔的母亲不慎把他生在厕所里，砖头还磕伤了他的前额，血流满面的范晔不会知道，这是命运的刺青，更是命运的刺配，他的一生，将永远被流放在卑贱里。他的小名就叫“砖”，这个名字让他时刻记住自己的身份，记住自己的耻辱。

嫡母嫡兄自是轻贱他，父亲想必也是冷漠的，从将他过继给伯父就可想而知。他只有母爱，可惜母亲的爱是无助的、苍白的。在这样的屋檐下，范晔慢慢长大了。高贵的血统，低贱的出身，贵公子和庶出子的悖论，让范晔的一生充满了张力。

狂狷傲岸的魏晋风流，在那个年代，是士子们的通行证。或一双青白眼看人、或一壶浊酒慰生平、或一柄廛尾扫天下……范晔也狂放不羁，自恃风流，只是这种风流是非常态的，掩饰自卑的成分更多些。

比如范晔好弹琵琶，自度新曲，但自娱可以，娱人却不行。宋文帝想听，范晔也不买账。末了，文帝只好自己打圆场：“我欲歌，卿可弹。”范晔奉旨而弹，但文帝刚唱完，琵琶声也戛然而止--他不肯多弹一个音符。

范晔的嫡母去世，按古礼，他应该立即回去奔丧，并作痛不欲生状。只是童年实在不堪回首，范晔不得已启程，却是携带妻小--哪里是奔丧，简直是全家欢乐总动员嘛。

这种雷人事，看似饱含魏晋风流，细推却不然：魏晋风流，虽也有作秀的成分，但大多是心底真性情的流露；而范晔的行为，却多是下意识的反抗。嫡母、文帝，在很大程度上，对他而言，是一种强势存在。

视他人为强者，就是把自己定位在了弱势群体，这种角色认知，给范晔的生命打上了悲怆的底色。

其实范晔的大部分人生，都和一个叫刘义康的男人密切相关。刘义康是刘宋王朝奠基者刘裕的儿子、文帝的弟弟，浅陋却有野心，骄纵却没有韬略。

这样的人，范晔本是不可能与其有交集的。奈何刘义康是皇二代，范跸的仕途，就是从他那儿开始的。刘裕刚刚建立刘宋王朝，范晔便闪亮登场，到彭城王刘义康的府中任职。

一开始，范晔和刘义康的关系还不错。一个仰其权势，一个，惜其才华，倒也其乐融融。只是后来范晔玩得太过火，在刘义康的母亲、彭城王太妃治丧期间，故态复萌，竟然喝着小酒听着挽歌助酒兴。时人以孝治国，刘义康当然很受伤，哪怕是老部下，也要打板子。结果，范哗被贬到宣城（今安徽宣城）去当太守了。

宣城是江东大郡，西晋末年，北人南渡，大多侨居于此。镇守此地的太守除了范晔，日后还有沈括、文天祥……诗人李白、韩愈、白居易、杜牧等都曾寓居于此。宣城自古诗人地，山光水色与人文景观相映生辉。倒是一个怡情养性的好去处。

只是范晔第一个吃螃蟹，难免郁闷。游山玩水、挑灯看剑、喝酒使气是必须的，只是夜深酒酣、灯火阑珊，月落乌啼，梦回京都，那一份寂寞清苦，却难以隐忍。陷在颓废的泥淖中，他有一种自虐的快意。

还好范晔幼年的爱好拯救了他。读史使人聪明，读经使人睿智，那么做史呢？范晔有这个野心和胆略。西汉史由司马迁和班固抢了头筹，只有写后汉（东汉）了。后汉离他最近，且史实最翔实，最重要的是，虽有十几家学者都在著述，但在范晔看来，不值一晒。

他要为后汉做史，为前人画传，尤其要为那些被压抑、被雪藏的同路人做传，要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顺便为自己赚一把政治资本。于是，皇后从宫闱走出，君临天下：《列女传》中，女性争奇斗艳，尽显风姿，沦为仆妾的文学也挺直了腰身，独自成传……

著述的日子想必是清苦的，但思想却是清澈的，心情更是丰盈的。范晔被贬宣城，一贬就是六年。六年间，他是一种半隐居的状态，读书写史、种花栽竹、游山玩水，当然，像他那么懂生活的人，红袖添香、金屋藏娇什么的自然也少不了……

站得高了，眼中的风景自然殊异。繁复无序的生活在他面前竟显现出理性来：“本未关史书，政恒觉其不可解耳。既造后汉，转得统绪。”这当然可喜可贺，只是，史实是一回事、生活是一回事，政治又是一回事。三者有界限，有交集，更有清晰的脉络。

范晔却自信，要把三者融为一体：“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只是以后来的形势看，真的是理想很丰满、结局很骨感。参透三者，要么有真通脱的大智慧，要么只是纸上谈兵。很不幸，范晔属于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