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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认为张氏先人费时五十余年，为其子弟所造之园，不只是一个仅供家人游赏的花园，园中除有花木亭台之美，还兼有畜牧、纺织之业，大凡生活所需物品皆可取自园中，后人出可仕，退可归隐园林，进退从容，其乐悠悠。苏轼写记意在赞佩张氏先人造园为子孙考虑周到。张璪所指责文中仕与不仕的文字，他明知乃孟子对孔子参政的评语，并非苏轼所创，故意歪曲苏轼原意，用心甚为叵测。

最后是御史中丞李定压轴。李定是个不报丁忧、恶名传于天下的小人。父母亡故称之为“丁忧”，宋以孝治天下，官员父母亡故应向朝廷报告，丁忧期间，不任职、不婚娶、不娱乐、不赴宴，在家守孝三年。李定贪恋官职，不报丁忧，不奔母丧，更未守制，属于不孝。官员不孝应受惩处。同在神宗朝，有一名叫朱寿昌的官吏，三岁时，生母因故与他分离，长大之后，他整整寻访五十年，事遂心愿终于找到母亲，朱寿昌因孝悌之德受到朝野尊敬。苏轼写诗赞辞官寻母的朱寿昌，有“感君离合我酸心，经事今无古或闻”句，李定认为这是苏轼暗讽他，一直耿耿于怀，只因当年尚未得势，只能忍气吞声。如今他出任御史中丞——相当于今天的监察部长，终于有了“报仇雪耻”的机会，一心要将苏轼置于死地。他向神宗奏道苏轼有四罪当废：“目无圣上，谤讪朝廷，此其一也；传播谬毒，蛊惑人心，此其二也；诋毁新法，攻讦大臣，此其三也；好大喜功，借天灾之机，为自己树碑立传，贪天功为己有，臣德丧尽，此其四也。按大宋律苏轼当斩决，臣伏望陛下圣裁。”

左相吴充闻言急忙出班向神宗奏道：“陛下，老臣认为几位大人参奏苏大人之言貌似公心，实为谋一己私利泄个人仇怨，断章取义，附会其说，罗织罪名，陷害大臣。苏轼爱写诗文，难免偶有思虑不周之处，不足为怪。诗讽朝政古已有之，从未闻以诗文获罪者。若以诗罪人，我朝则开文字狱之先河，使大宋蒙尘，陷圣上于不明之地。几位大人用心叵测，请陛下追究他们编造诬词、陷害忠良罪。”

苏轼有才能亦有见识，神宗很是器重。熙宁十年秋，黄河决堤，徐州遭遇大洪水，太守苏轼“亲率官吏，驱督兵夫，救护城壁，一城生齿，并仓库庐，得免漂流之害”。神宗非常高兴，下诏表彰，昭示全国各地。神宗爱才，以一代才子看待苏轼，以欣赏苏轼诗词书画为乐事，诵读苏轼诗词文章，经常吃饭停箸，举杯忘饮，叹说苏轼奇才。而苏轼“性不忍事，遇事如食之有蝇，吐之乃已”。他在关乎国运大事上拒绝沉默，两次上疏皇帝，一次圣上召对，对神宗言辞尖锐激烈，一点也不客气。神宗心中颇为不快。神宗要做个尊重舆论的开明皇帝，对御史台的言论不能置之不理，虽无将苏轼往死里整的念头，借这个机会治治他傲慢张狂、常发牢骚的毛病的想法倒有。御史台是负责监察朝廷官员失职和不法的部门，于是神宗说道：“苏轼所涉之罪由御史台派员前往湖州拘京审查，御史中丞李定、知谏院张璪二位大人负责审理。”

有了神宗这句话，几个弹劾苏轼的人个个喜形于色。李定、张璪二人连忙应答：“臣领旨。”

接着，李定又以安全为由，请神宗准予途中每夜所至之处，像押解江洋大盗、杀人越货者一样，将苏轼送当地州县大狱寄监，这样就意味着定了苏轼死罪。

“此奏不准，朕只是根究苏轼诗文之事，无需如此。”神宗驳回了李定的请求。

李定一伙回到御史台后，研究决定派太常博士皇甫遵去湖州缉拿苏轼。皇甫遵接到命令，带上两名公差和自己的儿子立即出发。

驸马王诜闻讯后，派遣的送信人与皇甫遵同期离京，两拨人倍道急驰，马蹄如飞。路上，皇甫遵的儿子在润州病倒，求医诊治耽搁了行程。结果苏辙得王诜信后，派的人早于皇甫遵半日到达湖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