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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遭弹劾

宋元丰二年七月二十八日，一个很平常的日子，然而对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来说，却是他的凶日，令他终生难忘。

这天上午，时任湖州太守的苏轼正在府衙后堂处理公务，蓦然抬头，发现先前的丽日蓝天万里晴空瞬间消失殆尽，乌云翻卷，狂风呼号，伴随几声闷雷骤然而至，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临，他急忙起身关窗。

这时，衙役进来禀报：“大人，有急信。”说着将信件交给了苏轼。

这是一封家书，是苏轼在南都做官的弟弟苏辙(字子由)派人快马送来的。信上说，在京好友当朝驸马王诜写信告诉他，哥哥遭御史台李定等人弹劾，皇上谕旨，将你拘京审查，押解人已在路上，望兄长早做准备。

苏轼读罢，一下惊呆了。

八年前，苏轼被外放出京，几年来，通判杭州，转知密州，复知徐州，所任各地，君赞民夸，政绩甚佳；两月前调任湖州。湖州是个锦绣江南地，富庶鱼米乡，百姓民风淳朴，太守政事清闲，公余暇日，诗酒自娱，既无贪赃枉法，也未渎职失察，朝廷为何要将其逮捕进京呢？

事情缘起熙宁二年，年轻的宋神宗赵顼立志革新，起用王安石推行新法，以求富国强兵。王安石求治过激，新法实施后，出现许多失误，伤民害农之事时有发生。新法遭到以司马光、欧阳修、苏轼兄弟为首的保守势力的异议和反对。当时王安石官居宰辅，权倾天下，保守势力难以与之抗衡，纷纷自请离京任职或是退休。数年过去，形势逆转，现在王安石已罢相，闲居金陵，新派势力远不如从前。熙宁之初，王安石变法亟须新锐之才，提携了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一批人，现在这些人个个高官厚禄，身居要位。他们生怕保守势力卷土重来，自己失去既得权益。为了打击保守势力，李定等人选择了先从苏轼下手，原因是苏轼爱写诗文，生性旷达，又坦荡不羁；宽厚随和，却不谙世故，得罪人最多，有许多把柄可抓；拿他开刀可以顺藤摸瓜摧毁整个保守势力。

欲加其罪，须有证据，李定、舒亶一帮人混迹官场多年，深谙其理。为了收集苏轼的罪证，他们绞尽脑汁，做了许多努力，可是收效甚微。就在他们为没有足以能够扳倒苏轼的重大证据发愁时，没想到苏轼自己送上门来了。五月，苏轼由徐州调任湖州，按惯例，官员每到任一地都要写《谢上表》——给皇帝写感谢信，感谢皇上恩赐给我官做，皇恩浩荡。表示卑职在任上一定恪尽职守，尽犬马之劳报效朝廷。《谢上表》乃官场例文，苏轼到任湖州后，也写了寥寥数百字的《湖州谢上表》呈报朝廷。谁知祸随笔起，只因表中有“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等语，被李定、舒亶一群新进人物认定是苏轼指责圣上、诋毁新法、攻击变法大臣的最好证据。加上其他收集到的苏轼的一些书信诗文，他们开始精心编织攻击苏轼的大网，侍机待发。

七月初的一天朝会上，李定他们认为时机成熟，该把网抛撒出去了。

御史何正臣首先发难，他向神宗奏道：“陛下，臣近日拜读了苏轼大人的《湖州谢上表》，表中写有‘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等语，苏轼视变法大臣为新进，他难以与之一起报效朝廷，对变法大臣大有不屑之意；陛下一贯知人善用，苏轼却说皇上嫌他老而无用，只能做地方官牧养小民，分明是对外贬心存嫉恨，诬贤欺圣，诋毁新法。苏轼胆大妄为，应予严惩。”

继起者舒亶，他出班奏道：“陛下，苏大人常常借诗发怨。在任杭州通判期间，写过许多谤讪朝廷，嘲讽新法的诗词，流俗争相传诵，忠义之士无不愤慨。臣这里有《苏子瞻学士钱塘集》一册，请陛下御览。”说着，从袖中掏出诗集呈给神宗。

知谏院张璪紧紧跟上，奏道：“近日，臣在谏院收到一份检举札子，札子中称苏轼大人赴湖州上任时，途经宿州灵璧，被邀游览张氏艺园，写下《张氏园亭记》一文，其中云‘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则忘其君。’臣以为天下之人仕与不仕，皆不可以忘其君父。身为朝廷命官的苏大人，受陛下之恩非但不报，还公然宣称忘掉陛下之恩，此乃废人臣之道也。其罪深重，天下难容，伏望陛下治苏轼大不敬之罪，以儆天下为人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