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晏殊拜相，一生崎岖的范仲淹，也终于进入了他一生最鼎盛的岁月。又看晏殊与范仲淹的合作关系，两人还真是相得益彰。此前，范仲淹执掌应天书院，为晏殊挣够了面子，也让他再次跻身于二府大臣之列；如今，范仲淹又在西线战事为晏殊挣得了更大的功名，也让他登上了人生仕途的巅峰。晏殊主政，于情于理都应该对范仲淹予以重用。他也真是这么做的，据《晏公神道碑》载：“当公居相府时，范仲淹、韩琦、富弼皆进用，至于台阁，多一时之贤。”但对这一段非常关键的历史叙述，无论是《宋史》，还是宋人笔记等，都有些颠三倒四，如同一段错乱的时空。我仔细梳耙了一下，范仲淹奉召回朝，为庆历三年八月，先任枢密副使，又转参知政事，这也是范仲淹有生以来第一次晋升为二府大臣。在晏殊对中枢进行人事大洗牌时，他的女婿富弼也超升为枢密副使，并将成为庆历新政的主要角色之一。为充实谏院，宋仁宗在庆历三、四年间，又先后钦命了四大谏官：欧阳修、余靖、王素和蔡襄，史称“四谏”或庆历四谏。据说，晏殊此次为谏院择贤，第一个选中的便是欧阳修，欧阳修也的确是四谏之首。若欧阳修真是晏殊举荐，从晏殊和欧阳修的过节看，这也足以证明晏殊还真是一个“宰相肚里能撑船”的大度宰相。
当然，对于这些二府大臣和朝廷重臣的安排，也绝非晏殊一人做得了主的，每一项重大的人事调整，都须得到仁宗皇帝的钦准。一切部署到位后，接下来将要发生的是庆历年间最重大的一个历史事件，那就是以范仲淹为主导的庆历党人所推动的北宋历史上的第一次政治变革——庆历新政。
对于庆历新政，晏殊这个主宰天下的宰相，从一开始就显得态度暧昧，当变革不断向深水区推进，在变革派和保守派越来越激烈的交锋中，作为宰相的晏殊不说挺身而出，至少该表明自己的态度了，但无论在保守派的堡垒中，还是在新政派阵营中，几乎都看不见一个宰相的身影，他似乎是一个超然物外的局外人或旁观者，甚至连旁观的心事也没有，干脆躲进书斋里读书去了。——若从晏殊的性格看，这是可以理解的，他虽有“狷急”的一面，但那只是在下人和吏民前的表现，但在人际关系复杂而微妙的官场，尤其是在高度敏感的高层政界，他一直谨小慎微，处事圆通，又加之他已历经多年的宦海沉浮，在三起三落中有了更多的历练，对官场政界也就有更深切的洞见。很明显，他既不可能像范仲淹那样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也不会像欧阳修那样有“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这也许不是因为他性格懦弱，而是他不想失去自己已经拥有的、来之不易的一切。他的性格可以说是中性的，而中庸就是他人生仕途的大道。对于一个宰相，这倒是非常适合的一个角色，他这种中正、平和的态度，至少可以起到平衡木的作用，减少两派激烈交锋所带来的震荡。
若按晏殊的个性和历史逻辑的猜测，他对庆历新政应该是静观其变、乐见其成。对此，亦有后世不乏善意的猜度，一方面，他这样做是顾全大局，尽可能为国家保存元气；另一方面，他可能已经预感到了庆历新政失败的结局，为范仲淹等庆历党人免遭更大祸患，更为他自己全身避祸。作为宰相，他必须为自己的进退留下从容的余地，成则可以为庆历新政扮演一个护法善神的角色，败则可以宰相的地位收拾残局。若果真如此，就不能不说，他的这种选择还真是充满了高智商的政治智慧，既可明哲保身，又可游刃于两股政治势力之间。然而，在政治风云变幻之中，这种最聪明的选择其实也是最孤独的一种选择，既没有针锋相对的敌人，也没有志同道合的朋友，这兴许就是他所描绘的“独上高楼”的境界，形单影只，孑孑独立，而所谓左右逢源其实也是一把双刃剑，极易造成一种左右都不逢源、甚或两面受伤、两败俱伤的局面。
对于他这种无是非、无特操的暧昧态度，变革派首先就表现出了对他的不满，当天下需要你挺身而出的时候，你一个主宰国政的宰相，却退到书斋里去读书，那你肯定不是一个国士，最多也只是一个儒士而已。相比之下，我觉得范仲淹、欧阳修等人比晏殊活得更真实，更有真性情，更忠于自己的内心，而他们内心里最大的抱负就是天下。晏殊一向以实诚的面目示人，但晏殊的实诚只是貌似实诚，晏殊的大度只是貌似大度。这么说罢，他的实诚与大度大多是表现在人生的细节上，而非历史的情节上。而在那样一个风云激荡的时代，一个宰相又怎么能超然物外呢？随着双方矛盾的空前激化，晏殊最终也不由自主地被卷进了漩涡之中，而首先与他交恶的又是欧阳修那个臭小子。回首庆历三年的那个春天，欧阳修被仁宗钦命为“四谏”之首，旋即便立下了首功，也可谓是帮了晏殊一个大忙，他弹劾罢黜了宰相吕夷简，不然，晏殊也不可能全面接管吕夷简的相权；随后，他又“请罢举正用仲淹，上从之”，这等于是又帮了范仲淹一个大忙，让范仲淹成为晏殊手下的第一副宰相，其实际权力甚至一度超越了位极人臣的晏殊。对此，晏殊都可以容忍，但他忍无可忍的是，欧阳修在庆历党人得势之后依然没有一点收手的意思，还在不断弹劾大臣，几乎到了挖洞寻蛇打的地步，这让一直没有选边站的晏殊头疼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