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圣六年（1028年）冬，范仲淹丁忧服满，经晏殊推荐，授秘阁校理，这是范仲淹入仕以来第一次登上一个可以直接与天子打交道的政治平台。未久，晏殊的贬官生涯也告一段落，迎来了他人生仕途的第二次辉煌，又一次跻身于二府大臣，“召拜御史中丞，改资政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兵部侍郎、兼秘书监，为三司使，复为枢密副使，未拜，改参知政事，加尚书左丞。”——从这一段历史交待中可知他这一次的职位变动频繁，而在这一连串头衔中，最终又落实到了参知政事这一要职上。参政知事和他此前担任的枢密副使平级，都相当于如今的副国级，却与宰相同处执政的地位。此时还是刘太后摄政，由此可见刘太后对晏殊的恩幸依然不菲，愈加隆重。
然而，这又是一次短暂的辉煌，第二年，晏殊又犯了一个不该犯的错误，因谏阻太后“服衮冕以谒太庙”，第二次被逐出京师。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正史对此的记载很简单，“太后谒太庙，有请服衮冕者，太后以问，殊以《周官》后服对。太后崩，以礼部尚书罢知亳州，徙陈州。”——其实，事情本身也很简单，太后朝拜太庙，一些阿谀谄媚之臣再三恳请她穿戴衮冕，而衮冕是皇帝在祭天地、祀宗庙等重大典礼时穿戴用的礼服和礼冠，一个垂帘听政的太后该不该穿戴上这样的衮冕呢？太后心里也没有数，也有可能是心里有数却明知故问，而晏殊曾任太常寺丞，对这方面的礼仪再熟悉不过了，太后问他还真是找对人了。然而这个问题却是一个看似简单又很不简单的大难题，若这位大学士一味的迎合太后的心机，又有点不识大体了，既对国家大体无法交代，更对历史无法交代，晏殊毕竟不是后来蔡京那样的大奸臣，对身后名也是看得相当重的，他绝对不想留下历史污点。一个士大夫，既不想留下历史骂名，又不敢得罪太后，这还真让他犯难了。但晏殊毕竟是一个智商与情商双重超高的大神童，他当时的反应非常机敏，随即以《周官》中的后服礼制回答了太后，“天子衮冕，负斧依。”他虽说没有直接回答，实际上也是谏阻刘后恪守本分，同时他也恪守了一个士大夫的基本原则让自己保持了一个士大夫最低限度的良知与尊严。
而一个疑问紧接着一个疑问，如果说晏殊此次被贬，是因谏阻太后“服衮冕以谒太庙”而忤逆了太后，那么晏殊又怎么会在太后驾崩后才被贬呢？太后驾崩，仁宗亲政，这就是说，将他贬逐的并非太后，而仁宗若以晏殊谏阻太后“服衮冕以谒太庙”而将其贬逐，又实在难以自圆其说，有点不合历史逻辑。若要把这一段历史交待清楚，还真不容易。
宋仁宗赵祯还是太子时，晏殊入为太子舍人，实际上就是赵祯的老师。按说，仁宗亲政，对他这个老师应当“倚为股肱”，然而仁宗却对他有些怀恨，就是他这个老师，当年提出了“垂帘听政”之策，让太后获得了长期擅政的合法性，结果尾大不掉。仁宗年幼时，太后摄政也无话可说，可仁宗成年之后，都二十出头了，太后还没有一点还政于帝的意思，满朝文武竟然没有一个人敢吱声，唯有秘阁校理范仲淹不顾人微言轻，执意上书朝廷，几度敦请太后还政于帝。范仲淹还曾给晏殊写信说：“某天拙之人，不以富贵屈其身，不以贫贱移其心，倘进用于时，必有甚于今者，庶几报公之清举。如求少言寡过之士，则滔滔天下皆是，何必某之举。”——范仲淹这样的危险举动，让晏殊极为恐慌，他既担心范仲淹的命运，更担心自己的命运，毕竟范仲淹是他举荐的，如果范仲淹不顾自己的小命而惹火上身，必然会殃及他这条更大的“池鱼”。为此，他对范仲淹大为光火，指斥他太鲁莽了，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太没有政治觉悟了。但一向尊重晏殊的范仲淹这次却寸步不让，还要得寸进尺，直接向太后的最高权力发起挑战。结果可想而知，范仲淹随即被逐出秘阁，直贬为河中府通判。
从这个历史事实看，范仲淹和晏殊虽是互相欣赏的好友，却又分明是宋代士大夫中的两种不同类型的典型代表。从“正直”方面看，两人也都称得上正直，但范仲淹实在太直了，在人际交往上很不开窍，很不圆通，性格即命运，这也是范仲淹一生悲剧性命运的直接原因；晏殊呢，从根本上看他也还算是正直的，但他对生存的气候，无论是大气候小气候，他都有清醒的自觉，他是一个很典型的精细人，精明人，常常以曲线的方式去恪守自己的立场、应对难以应对的问题。又看他两次被贬，第一次他只因没有了解更深邃的政治背景，错在冒失；而第二次他很聪明地应对了一个难以应对的难题，却又一个跟头栽在以前的事情上。这次栽跟头，实在怨不得他，只怨鬼使神差的命运实在难以把握。而年轻的仁宗皇帝也是绝顶聪明，他以晏殊谏阻太后“服衮冕以谒太庙”而将其贬逐，这真是一个漂亮的借口，以维护太后的尊严为由，而贬斥了太后的心腹。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仁宗亲政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剪除太后的嫡系，而在他心里，晏殊这个太子舍人从来就不是自己人，而是太后的心腹之一，至少也是太后宠幸的嫡系。——可见政治是多么复杂，人心又是多么复杂，而一部《宋史》仅仅讲述了一些历史的皮毛，元人脱脱也发了不少感慨，却从未把自己对历史的见解融入历史的情境之中，融入到一个个具体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叙述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