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工作积极，成绩斐然，诗词俱佳， 书生王禹偁成了皇帝赞赏近身的人。端拱二年三月，正是春暖花开之时，又是一届贡举的殿试，皇帝要亲试考生。临考前，赵炅特召王禹偁赋诗一首，意在让高手给考生做个示范，也显摆皇帝身边人的优秀。王禹偁当然不会让皇帝失望，脱口而出一首，赵炅皇帝看后大喜，说：“这首诗不到一月就会红遍天下。”即拜王禹偁为左司谏、知制诰。这首诗的内容是什么？宋史和王禹偁传中没有，其它也查不到。暂且不管这首诗有多好，反正经过皇帝一忽悠，王禹偁马上红遍大江南北。这一年王禹偁36岁，可谓一举成名天下知。
说来也怪，一个人未成名时渴望成名，一旦成名，又会被成名所累，并会遇到种种烦恼，王禹偁也是这样。
自从王禹偁被当朝皇上点名赞赏后，一夜之间，全国众多文学青年和求学士子都蜂拥而至，声称请王老师指教或批改作业。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于贡举考试或谋个好仕途。王禹偁虽然关心文学青年和有才士子，但因水平参差不齐，人品更有高下之分，自然不能统统点拨甚至推荐。得到帮助的，满心感谢，得不到指点提携的，满腹牢骚，甚至还得罪不少人，各种流言蜚语都有。众多王粉中，王禹偁最看重并推荐的有两人，一个叫丁谓，一个叫孙何。王禹偁不但欣赏两人的佳作，而且还与他们唱和应答，并且不放过任何机会向当朝的宰臣高官推荐。这两位也不负王老师一片用心，到后来都进士及第。尤其那个孙何在淳化三年（992年）高中状元，而且是连中三元（解试、省试、殿试三轮考试都是状元）。这位青年才俊不久升为三品大官，丁谓也逊色不多，和孙何同年进士及第，名列第四，后来的仕途中炙手可热。
有意思的是王禹偁和孙何都是极端地排斥佛教的人。
佛教从东汉传入中国，经过南北朝的兴盛发展，隋唐时已达鼎盛。后经大唐高僧玄奘法师遍参天竺数十国取经，并在大小乘各派均取得最高成就圆满归唐后，印度佛教大小乘各部派的主要经典都渐渐翻译到了汉地。此时的东土，各大宗派纷纷成熟，高僧辈出。尤其大乘佛教在中国的辉煌实践与隋唐盛世交相辉映，世界佛教中心也渐渐转移到了中国。
北宋太宗皇帝赵炅极力推崇宗教，尤其推崇佛教。在他朝中曾置译经院，同时编修《大宋高僧传》《三教圣贤事迹》，可算是个狂热的佛教徒。北宋高僧曾有“四虎”，都受到赵炅的国级接见与尊崇。
虽然国家政权不能强制性地打击取缔宗教，但用国家之力推崇倡扬宗教同样不可取。而王禹偁和孙何公然经常批评佛教害人，大力主张淘汰佛教徒，他们不但与皇帝的主旨不合，而且坏人衣饭，如夺性命，他们自然得罪了北宋的皇帝和北宋的和尚们。
四
王禹偁的第一次被贬缘于他的书生意气和一次人品上的见义勇为。
事情原委是这样的：
淳化二年，庐州（今安徽合肥）有女尼叫道安的来开封府状告高官徐铉与她弟媳通奸，其时徐铉已七十多岁了，而道安弟媳又为徐铉妻子的外甥女，按称徐铉应是姨夫。开封府查无此事，就将道安械送庐州。未料道安又跑回开封府，击鼓再告徐铉写信求情，又告开封府判官张去华官官相护，不治徐铉。可谁也没料到的是，此事太宗皇帝闻之，竟然不加分辨，更不对道安诬告治罪，反将徐铉、张去华两位三品大员降为从八品的闲散小官。种种异常表明徐铉得罪皇上不轻，知趣的人都心知肚明不予吭声，惟有正直的书生王禹偁不顾一切，强烈要求惩治无法无天的妖尼，淘汰佛教徒。
而这徐铉，正是南唐李煜朝的江南显官，曾做过翰林学士、吏部尚书和韩熙载齐名的江东名士徐铉。他和弟弟徐锴均精通文字学、书法，谓之江南“韩、徐”。
中国士大夫缺少正直的人文情怀却不缺少群小和落井下石者，看皇帝不高兴了，噤声不说，还说了王禹偁很多坏话，比如不提携广大文学青年只搞小团体小集体了，骂和尚尼姑了，都把砖头扔向王禹偁。既然群情汹涌，皇帝只能顺应民意把王禹偁贬了。赵炅一句话，王禹偁被贬为商州团练副使。团练副使从八品，虽属于散官，按理可领薪酬一半，可不知何故，赵炅不叫付给王禹偁分文工资。这和后朝“乌台诗案”中苏轼被贬黄州又何其相似！